作者简介：刘克俭，男，1950年生人，河北迁安大崔庄镇西密坞村人。首钢退休工人。从小热爱文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首钢矿业公司搞过通讯报道工作。后回生产第一线。2006年退休。近几年，在北京哄孩子之余，学习电脑，是《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唐山老年刊》《唐山广播电视报》《首钢日报》《迁安报》《北京老年大学远望诗刊》《首钢矿业通讯》《迁安电视报》和《老兵网站》等报刊业余作者。迁安作家协会会员。报告文学《桃花依旧笑春风》，曾获2019年“迁安退役军人征文”优秀奖。
刘克俭
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44周年了。我遵父亲的遗嘱，怀着感恩和怀念的心情，昨天上午去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拿着鲜花，瞻仰祭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
庄严肃穆的瞻仰大厅里，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遗容安详，静静安睡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里。花岗岩基座上镶嵌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国徽、军辉在鲜花丛中放射着光芒。瞻仰的人群缓步注视着毛主席的遗容。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双手祭拜：“大救星，革命老区人民永远感恩您！怀念您！”我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随着瞻仰队伍步出了大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又想起了1976年9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我们唐山迁安革命老区人民，在地震灾棚里哭红了眼睛的情景。
从那时起，每逢清明节和9月9日，我们刘家都要在毛主席遗像前烧香、摆果品祭奠大救星、大恩人毛主席! 这感情还得从爷爷挨日本鬼子毒打说起。
我家祖祖辈辈贫居在西密坞村外的西山上。自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鬼子侵入迁安县以后，整天闹讨伐，民不聊生。日本鬼子又先后在我们村东和村西修建了两个炮楼子。水深火热的迁安县人民，整天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尖上 度日如年地熬日子。
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常在我家落脚。我大伯刘常和刘印来等人就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有一年，我爷爷刘朝云去建昌营赶集进城门时，没有低三下四地给日本鬼子鞠躬行礼。一个歪不愣蹬，身背日本“王八盒子枪”，手里拿着皮鞭的汉奸，为了“讨好”日本鬼子，在人群显示自己的“尊严”和“势利”，责骂爷爷：“老不死的，你知道不知道，“日华亲善，共存共荣”？你知道不知道，全县人民都在学习日语？咱们中国人见到大日本皇军要鞠躬行礼？你为什么不鞠躬？是土八路吧？”爷爷气得说：“你愿意给你洋爹行礼我不管，你凭啥强迫我呀？”
当场被守城门的日本禽兽和汉奸，用枪托和皮鞭打残，被乡亲们抬回家中。手无寸铁的全家人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干着急也没有办法。硬拼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找谁出这口窝囊气呀？谁能帮助爷爷报这个仇啊？只能靠共产党八路军。
几天后的夜晚，八路军李区长和通信员满头大汗，焦急地敲门，来家里找我大伯说：“最近日本鬼子对集市封锁的很紧，不是抢集就是炸集，没有人敢去赶集。眼下正是青黄不接，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你们村北山,大黑石崖松树林里藏住的四个八路军伤病员，已经药尽粮绝了。叫二弟刘芳（我父亲）快去找党小组长刘印等人，咱们开个党小组会，千方百计给伤病员弄点吃的。我还得去建昌营,想办法给伤病员弄药去。”
我大伯说：“区长，去年闹“黄虫灾”，收成不好，日本鬼子又抢了几次，现在几乎都'揭不开锅’了（迁安方言，既，没有粮食做饭的意思），村里那几家富裕户，就是有一点粮食，也买不出来。前两天我家把小白薯都刨着吃了，然后又栽上了'薯调子’，剩下的薯秧子也都熬着吃了。除非明晚再组织人员去石河（白羊河），悄悄地捞点小鱼小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区长严肃地说：“现在刨小白薯吃，要减产七八成啊！比下饭店吃大餐还要贵呀！小日本不赶出咱们中国去，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区长的话，卧病在炕的爷爷听得一清二楚。爷爷说：“刘常，把东密坞村你大妹子今天上午瞧我，拿来的二斤挂面先给伤病员拿去，解决燃眉之急，党小组长来了再想别的办法。”我大伯高兴地把挂面递给了通信员。
李区长推辞了几次，说：“刘爹，眼下粮食就是生命啊！您被日本鬼子打成这样，还是留您老补身子吧！若不然给您点钱！”
爷爷语重心长地说；“区长啊，提钱就'见外’啦！（既；不'实惠’的意思）。这挂面给多少钱我也不卖呀！八路军为了保护咱们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受了伤，我心疼啊！你替我把这二斤挂面给伤病员带去，别断了顿儿。八路军伤病员养好了伤，早日上战场，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也就替我报仇啦！别再推辞啦！”
李区长看着这两包雪里送炭的挂面，激动地拉着爷爷的手，说：“刘爹，有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准备准备，过几天组织区小队，再端它一次东山炮楼子，再给日伪军点厉害尝尝，先给您出口气，报报仇。”
十多天后的一个暴风雨晚上，我们村东山的日伪军炮楼子，又被李区长的区小队给“一锅端”了。爷爷眼含热泪和全家人说；“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八路军能打跑日本鬼子，咱们刘家要跟着共产党走啊！”后来终因家贫无钱医治含冤走啦！于是我父亲兄弟三个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解放后,我家分到了房子和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逐渐的好起来。父亲从1954--1986年，一直任村党支部副书记、贫代会主任、生产副主任等职。
1956年父亲从村子里头换了一块土地，拆掉了村外的老房，盖上了四间土平房，搬到了村子里来了。从此告别了几代人的偏僻、贫穷、孤独和冷落的村外生活。
1960年，我们国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含辛茹苦的妈妈抚养着我们兄妹七个，孝敬着耄耋老奶奶，不幸患上了肺结核病。因为家中就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没有钱治病，后来重卧床不起。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派来了天津医疗队，来偏僻贫穷的西密坞村。经大队申报，公社批准，给贫下中农出身的贫困户免费治疗大病。当时的链霉素注射液是比较贵的，一天两针，医疗队硬是把病妈从“鬼门关”里拉回来。妈妈经常说：“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医疗队，没有公社党委的救济，我早就当'地下工作者’了。”
那些年，我们兄妹七个都陆续上学，党和人民年年救济我家。卖一个鸡蛋买两根铅笔，用短了，套上毛笔铜帽继续用。全家人经常穿着“八卦”（即多块多颜色补丁）的衣服，就象和尚穿的“袈裟”一样。
我幸运地考上了国办大崔庄初级中学。家里条件不好，很多好心人都劝父母，让我辍学挣工分。父亲砸锅卖铁、省吃俭用地供我们兄妹读书。在学校，我享受着党和人民给的 每个月三块钱（最高）助学金，再加亲友们的帮助，总算把初中读完了。
1966年11月26日下午在天安门，我光荣地见到了昼思夜想的毛主席。全家人知道后都很感动，也是我家的光荣和幸福。
那些年，咱们国家遇上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那么紧张，大队党支部还年年资助我家。一直到1967年我初中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党和人民终于为我家松了一口气。
1967、68两年，商庄子公社党委，把我送到迁安县整建党工作队工作，后来又保送我去首钢上班。我的每一步都是党的关怀和培养。
为了牢记国难家仇，报答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共产党员父亲，先后把一子五孙送到部队扛枪保卫祖国。
在党的关怀下，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兄妹都陆续地参加了工作，过上了好日子。今天都买上了汽车和楼房，有了存款。
生我是娘，养我是党。我是吃共产党的救济长大的。我们迁安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
迁安革命老区人民永远怀念大救星共产党毛主席。
编辑书签：作者情深意浓，写出了迁安人民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可敬可佩。
本期校对：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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