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举 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可能是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至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民主”的阙失，就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
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之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势，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
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
唐朝帝王表 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反杨国忠为名，夺取李唐天下为实的叛乱。与其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各为私欲而斗争的必然结果，不如说这是中央与藩镇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安禄山叛乱最后被平定，但最终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用现代的话说就叫平调。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牛僧孺、李德裕的交替出将入相,就是这许多史实中的典型。所以说,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在东汉、唐、明三朝都曾出现,但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当首推唐朝。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宦官因为生理上被阉割，因而心理上亦随之发生变态。既然宦官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因此宦官集团内部也会常常因此而发生争权夺势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主要是在某一皇帝身上下赌注。从穆宗到武宗朝，正是宦官权倾朝野的时期。正如《旧唐书》所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人物如不同宦官发生联系，就休想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牛李党争正处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说牛李党争与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没有联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如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甘露之变”后，李德裕又被宦官赶出长安去润州做刺史。后来，李德裕又得到仇士良下属宦官杨钦义的支持，才于840年再度被召回长安为武宗宰相。可见，那种认为“李德裕受到宦官和牛党……排挤”，似乎与宦官没有联系的看法是有违于史实的。所以，牛李党争是宦官权势之争的一种表现，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则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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