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上）

梅庆吉

提起延续了800年的大周王朝，人们自然会想起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周文王凭借着仁德凝聚了人气，周武王靠着实力推翻了殷商王朝，从而使大周王朝横空出世。其实对于大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周公。是周公靠着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巩固了新生的大周政权；靠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敬德保民，赢得了人心；靠着他卓越的思想洞察力，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社会行为的典章制度；靠着他勤政、忠诚、坦荡的人格，得到了人们的敬仰。是周公，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基础。

佐武王伐纣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4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封于周（今陕西宝鸡岐山北），因而称周公。周公小的时候，在文王诸子中，就显得出类拔萃，“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所以得到了武王的倚重，“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记·鲁周公世家》）

在武王伐纣期间，周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宣传。武王大军来到距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70里的牧野，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历数纣王“惟妇言是用”，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暴虐于百姓”，因而导致天怒人怨，所以武王要“恭行天之罚”，来讨伐暴君。然后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这些内容载于《尚书》中的《牧誓》。这篇战前动员令，就出自周公之手。在《尚书》中，还有《泰誓》上、中、下三篇，三篇文告发表的时间不同，但内容一脉相承，也相当于伐纣的动员令。上篇为武王会诸侯于孟津而发表的誓词，中篇为渡过孟津到达黄河北岸时的誓词，下篇是即将与敌决战时的誓词。史籍中虽未说明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但从《牧誓》角度看，也应出自周公之手。

大会孟津图

斗志旺盛的周军，经过几次战前动员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商都朝歌，纣王自焚而死，伐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史记·鲁周公世家》载：“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从周公手持大钺夹辅周公的位置来看，俨然成了仅次于武王的二号人物。

武王伐纣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生的周王朝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正百废待兴。可正在这时，他却撒手而去。武王死前，把周公叫到跟前，向他托以重任，请他帮助年幼的儿子姬诵（即周成王）管理大周江山。当时的周公把年仅12岁的姬诵抱在大腿上，继承王位，周公则“摄行政以当国”。

三项重大的治国举措

为巩固新生的大周政权，周公在摄政期间，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大事。

周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平定“三监之乱”。武王伐纣之后，将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朝歌分成邶、卫、鄘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鄘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人将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这三人均为周公的兄弟)。周公当国之后，“管叔及其群弟”不服，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他们不但散布流言，而且还采取行动，管叔、蔡叔鼓动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而响应的有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他们以清君侧为名，企图夺取政权。这对刚刚建立只有三年多的周王朝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得不到平定，本来就很不巩固的周王朝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周公在国难当头之际，顶着压力，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维护国家的重任。为平定叛乱，他先在内部统一思想。他把太公望、召公奭请来，向他们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国政，就是怕天下背叛周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的大业，我才这样做的。”（《史记·鲁周公世家》：“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郭邻囚蔡图

随后周公旦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经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周公又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等五十多个国家，把周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之滨。

虽然周公东征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要想有效管控这片辽阔的疆域，对于偏于西方镐京（今陕西西安西）的周王朝来说，仍然显得有些鞭长莫及。所以周公东征之后，便立即着手兴建洛邑。这是周公摄政期间的第二项重大举措。

其实营建洛邑，早在武王时期就有这个打算。武王伐纣后西返的时候，路过洛这个地方，就曾萌生在此建都的想法，他对周公说：“我要确保周朝的国运永远不变，要靠近天帝居住的地方……从洛水湾直到伊水湾，地势平坦没有险阻，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我南望三涂，北望岳北，观察黄河，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这里离天帝的居室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于是对洛邑进行了测量规划，然后离去。（《史记·周本纪》：“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当时武王就看到了周都镐京过于偏远，无法对刚到手的殷商大片领土进行有效的统治，便计划在洛这个地方建个新都。可第二年武王就去世了，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三监的叛乱，使周公看到了加强对东方统治的迫切性，所以东征之后，便立即着手洛邑的营建工作。周成王五年（前1020），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召公先来到洛邑进行勘查，经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了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随后周公来到洛邑，又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对此《尚书·洛诰》中有具体记载：“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周公先占卜距朝歌不远的黎水，后又占卜涧水以东至瀍水东、西两岸近于洛水的地方，才得到了吉兆。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座新的都城建成。《通鉴地理通释·历代都邑考》有载：“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洛邑。”指出了营建新都的必要性。《逸周书·作洛解》记载了新城的规模：“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大都会）。”又说：“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此外周公还在湹水以东营建了另一座城——成周，以置“殷顽民”。

周公营洛像

自从洛邑建成之后，成王在宗周镐京，周公则在新都处理政务，东西两京遥相呼应，对进一步管理新生的大周王朝，直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又营建新都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尽管这些举措都十分重要，不过现在虽然有许多地域已入周的版图，但仍缺乏有效的管理，一旦时机成熟，就有可能重演“三监之乱”的悲剧。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派自己人去。所以，周公实施了第三项重大举措——分封诸侯，以屏王室。

武王伐纣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分封的工作，但由于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所以分封得很不彻底，所以周公又进行了再次分封。这次的分封范围很大，只要是周王朝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都有周天子的代理人，对于重点地区则分封给重量级的人物。比如卫，周公分给了他的小弟康叔。因他所封之地，是殷商王朝的腹心地区，又发生过“三监叛乱”，所以周公十分谨慎，连续写了《康诰》《酒诰》《梓材》等三个文件给他，对如何管理好那片复杂的地方，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对于曾参与“三监之乱”奄国，成王则分给了周公，就是后来的鲁国。可因周公要辅佐成王，无法脱身，便让他的儿子伯禽就封。薄姑也是参与“三监之乱”的小国，周公把那片土地分封给了太公望。周公把燕分封给了召公，使那里成为周王朝的东北屏障。因微子没有参与“三监之乱”，所以将宋（今河南商丘）分给了他。此外，他还分封了许多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分封到全国各地区去的诸侯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掌握着军队，共同捍卫着周王室。

周公分封诸侯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多个，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扩大分封制，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

敬德保民的人本思想

周公摄政期间，实行了三大重要举措：东征、营洛、封建，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大周政权。但这都是硬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还需要有与之配套的软件，那就是治国理念。

是武王、周公等亲手把强大的殷商王朝送上了断头台，对于新生的大周王朝来说，是真正的“殷监不远”，所以，他们必须吸取殷朝灭亡的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在周公颁布的许多文告中，多次提到殷朝末代国君纣王的无道。其中他在《尚书·酒诰》中这样写道：“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音xì，伤心）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译文：殷朝最后的商纣王，以饮酒为乐，他的治国政策不是为了有利于民众，民众怨声载道也不肯改悔。他放纵淫乐，不遵守法度，因过分饮宴而丧失了国君的尊严，臣民没有不悲痛伤心的。商纣王只想放纵于酒，不想自行停止淫乐。他的心地狠恶，他从不怕用死来威胁。他在商都作恶多端，对于殷国的灭亡，他没有忧虑过。没有明德芳香的祭祀升闻于上天，只有百姓的怨气、群臣私自饮酒的腥气升闻于上。所以，上帝对殷邦降下了灾祸，不喜欢殷国，就是因为淫乐的缘故。上帝并不暴虐，是殷民自己招来了罪罚。”）

德将无醉图

商朝亡于纣王之手，那么在纣王身上缺少的是什么东西呢？周公认为就是一个字——德。关于殷朝的灭亡，周公十分婉转而又十分谨慎地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译文：“我不敢知道殷朝接受天命该有多少年，我也不敢知道它的国运为什么不长久。我只知道是因为不提升自己的德行，才早早地把国家葬送。”）因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尚书·多士》） 。（译文：“上天不会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不努力实行德政的人。”）

反之，周之所以能够获得天下，就是因为先王“勤用明德”（《尚书·梓材》），“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尚书·康诰》），才凝聚了人心，拥有了天下。所以周公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殷朝的灭亡，让周公看到了“君权神授”的说法不可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也就说是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如果统治者无德，上天就会把它的佑护转移。

那么怎样才能检验出一个当政者是否有德呢？那就是看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周公在《酒诰》中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译文：“我听古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用水来当镜子，而是要以人民当镜子。’现在殷朝已经灭亡，我们怎么可以不对此事进行深刻反思呢？”）周公认为，考察一个政权的好坏，核心问题就是民心的向背，殷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暴虐于百姓”，民怨沸腾。而周朝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这是考察执政者是否有德的唯一标准,同时也体现出周王朝以史为监的忧患意识和人本思想。

周公在归政成王时，给成王提出了一番忠告，篇名叫《无逸》，收在《尚书》中。文章说：“嗚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译文：“啊！君子居其位，千万不要贪图安逸。要先知道农业生产的艰辛，然后再娱乐，这才会知道庶民的苦衷。”）接下来提到殷中宗和殷高宗，说他们在位期间“不敢荒宁”，所以国泰民安。而神甲“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译文：“当神甲即位后，非常清楚民众之苦，对他们施加恩惠，从不歧视孤寡之人。”）可是后来继承殷朝王位的人，只知道安逸享乐，只知道贪图享乐，不懂得耕种收获的艰难，不知道普通百姓的辛劳，只一味的纵情享乐。从这以后，那些继立的殷王没有能长寿的。（原文：“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

稼穑艰难图

接着周公又谈到了周朝先王太王和王季：“他们都能谦让屈己，敬畏上天。我们的文王能安于低贱的工作，他从事过开通道路和耕种的劳动。他善良、仁慈、谦恭，他关怀和保护普通老百姓，他爱护和亲善孤苦无依的人。从早晨到中午，直到太阳西斜，他都忙得没有工夫吃饭，目的是为了让百姓都生活得幸福。文王不敢耽乐于游戏和田猎，他不敢让众诸侯国只进献赋税供他一人享乐。”（原文：“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这才奠定了周天下的基础。

最后周公指出，今后继承王位的人，千万注意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过分的贪图欢乐，贪图安逸，贪图游玩，贪图游猎，要为万民的事尽心尽力。（原文：“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周公不断告诫统治者，保护自己的臣民，要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让他们健康安宁。（《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要想让自己的江山“至于万年”，就必须“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周公这种民本思想，为巩固新生的大周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公除了强调“明德”之外，还主张“慎罚”，这是他民本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周公在吸取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基础上，极力主张实行仁政。武王伐纣之后，如何处理殷遗民和上层贵族，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太公望、召公奭和周公旦征求意见。他们三人的意见分歧很大，太公主张将殷遗民统统杀掉，召公则认为应该杀有罪而敕无罪。周公则主张：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地方，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他的这一意见被武王采纳，释放箕子，重修比干墓，开仓赈济灾民。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将“殷顽民”迁于成周，对他们恩威并施，说：“你们还可以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会安宁下来。只要你们恭敬谨慎，上天将会对你们赐给怜爱；假如你们不能恭敬谨慎，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会把老天的惩罚加到你们身上。”（《尚书·多士》：“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正是因为周公实行了这种宽大的政策，才使殷遗民的情绪稳定下来，甘心接受周的统治。

在刑罚问题上，周公更看重教育作用，他主张：“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酒诰》)周公看到，殷商从汤到帝乙的统治之所以能够稳定，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明德慎罚”。他们无论监禁、杀死重大罪犯，还是释放无罪的人，目的都是为了劝勉人行善。《尚书·多方》载：“（汤）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而周文王之所以能够赢得天下，也是因为“明德慎罚”。

周公反复强调运用刑罚要慎重，他对当政者说：“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尚书·无逸》）（译文：“胡乱惩罚无罪的人，任意杀害没有犯罪的人，产生的怨恨是一样的，那种怨恨就会集中到你的身上。”）怎样才能做到“慎罚”呢？他主张对犯罪行为要具体分析，严格区分故意犯罪（非眚）、过失犯罪（眚）惯犯（惟终）和偶犯（非终），量刑适度，使受罚者心服口服。他还反对株连，主张谁犯罪谁担责，“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传·昭公二十年》）。

周公的慎罚思想，在我国的法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