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称“梅和勒·庆吉”

            梅庆吉

“梅庆吉”这个名字，是根据家谱走下来的，没有什么色彩和特点。家谱规定，到我这一辈，一律用“吉”字，并要求放在最后。我们家族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三代了。如果都按照家谱规定的字起名，有一个好处，容易找上辈。记得当年我在牡丹江的时候，经常在《牡丹江日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一见面就管我叫叔叔，那是按照家谱的上字论的，不会出错。

我家的满文家谱

我家的家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三种：一为满文家谱，大约抄于清朝末年；二为民国五年（1916）的汉文家谱；三为康德四年（1938）的汉文家谱。其他皆为解放以后新抄的家谱。直到现在，我们家族每隔三年就要抄一次谱。

伪满洲国康德四年家谱

满文家谱上有一段谱序，简略地记载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发展过程：“本族梅和勒氏原系那木达拉氏部落，在宁古塔西南延札河地方。蒙清太祖罕王招安当差从征，由大绥芬属界棉花街熊阳迤东绥远归化等处到京都，编在正黄旗贵成佐领下当差，原在威远堡边关驻防。因族长有病，买得巴彦保牛一条，兄弟二人抬来预备祭祀，经皇帝看见甚喜，赐姓梅和勒氏，以志二兵之力大云尔。因致祭病好，族长发勒珲等大众商议合族均改为梅和勒氏姓。先祖原系兄弟四人，奉旨当差，分移各城，均系间隔，大太爷发勒东额赴盛京当差，二太爷赴打牲乌拉当差，四太爷方泰回宁古塔当差，三太爷因双目失明，亦随四太爷旋回原籍。”从这个谱序中得知，我们家族的姓为梅和勒氏，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所赐，其意为“大力士”，属满族正黄旗。我们这一支，就是从四太爷方泰发展而来的。我们家谱上的第一代即方泰。自从清太祖赐姓梅和勒氏以来，到现在已经380多年了。

中华民国五年家谱

关于先祖方泰回宁古塔一事，康德四年的谱序还有这样的记载：“我先祖方公因念父母年逾八旬，侍养无人，请假回宁古塔原籍终养。”可见方泰是因为要侍养老人才回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此事得到清太祖的支持，并在宁古塔西园子赐了一块地，我们家族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当时在宁古塔是首屈一指的大户，被称为“梅家大院”。记得一年我回宁安去看望著名满族研究专家、我的老二哥傅英仁。一天下午，他领我们到我家旧址去看看。我家的旧址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片菜地，但我老二哥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地方，他指着一片菜地说：“你家到了。”当时有一个人正在铲地，我二哥走上去问：“你知不知道当年的梅家大院？”他毫不犹豫地说：“怎么不知道。”然后他就清清楚楚地指出哪是正房，哪是偏房，哪是大门。我们在地里随便走着，我捡到了一枚铜钱，我妹妹笑着说：“这是咱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唯一家产。”至今我还珍藏着这枚铜钱。

后来，因为一些不肖子孙们不务正业，先是卖地，然后卖房，然后风流云散，现在，在宁安的梅姓人家已经极少。解放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铁杆的贫农了。

随着满族的不断汉化，姓氏也随了汉人的习惯，取开头的第一个字为姓，这样，我家便姓“梅”了。有时一说起姓梅，有人很自然地与梅兰芳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家族与梅兰芳毫无关系。据考证，梅姓有三个来源：一为商汤的后裔。殷商时，商王太丁把他的弟弟封在梅地（今安徽亳县东南），为伯爵，世称梅伯。后来商纣王荒淫无道，梅伯多次劝谏不听，反被他用酷刑杀害。周武王灭商后，封梅伯的后人于黄梅。后世子孙便以梅为姓。其二为汉朝时候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姓氏。其三即满族八旗的梅姓，就是我们家族。

著名电影剧作家乌·白辛，原名吴宇洪，当他得知自己的赫哲族出身时，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赫哲族的姓名。看到这个材料，我就想，我也应该把我的名字改回梅和勒·庆吉，就这样，我就开始陆续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我的大学同学马刚写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红痴》，由我来做责编。马刚执意要用我的满族姓名，就这样，我的满族姓名第一次写在了书上：“责任编辑：梅和勒·庆吉。”在黑龙江画报社工作期间，主编张永德也主张用“梅和勒·庆吉”的名字。就这样，“本刊记者梅和勒·庆吉”的名字不断出现在《黑龙江画报》上。别说，还真起到了“炒作”的作用，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都不由自主地停顿一下，心里在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有人还专门为这个名字来与我结识。

“梅庆吉”这个名字已经够偏僻的了，但在网上仍查到两个与我名字一模一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他曾与孙中山有过来往，另一位是山东枣庄的一位村支部书记。如果用“梅和勒·庆吉”，恐怕就不会再有跟我重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