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辨析社会危害性
武威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孟勋
基本案情
2023年3月份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因被害人刘某安装的摄像头偷拍其更衣、洗澡的内容，以准备报案为由，索要人民币80000元，被害人刘某于2023年4月6日、21日，分二次转账给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共计人民币22000元，因无力支付余款而报案。破案后，追回全部赃款，已发还被害人。2023年4月6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取得被害人谅解。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巨大起诉。本观点认定犯罪数额为80000元，其中既遂22000元，未遂58000元。
第二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较大起诉。本观点认定犯罪数额为22000元，对未遂58000元不予以法律评价。
第三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犯罪情节严重起诉。本观点对犯罪数额为22000元不予评价，而以所要钱分10000元、10000元、2000元三次入罪，从而避免了对是否扣除合理范围的评价。
第四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较大相对不起诉。本观点认定犯罪数额为22000元，对未遂58000元不予以法律评价，综合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作出相对不起诉。
第五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存在主观故意证据不足。因为无法达到起诉的证明标准，作出存疑不起诉。
第六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不起诉。本观点认定犯罪疑人张某某索赔属于合法的范围，不构成犯罪，作出绝对不起诉。
第七种意见：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由公安机关撤案。本观点认定犯罪疑人张某某索赔属于合法的范围，不构成犯罪，由公安机关撤案处理，。
一、评析意见
本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因被害人刘某安装的摄像头偷拍其更衣、洗澡的内容，准备报案为由，索要人民币80000元，已取得人民币22000元的行为，单纯从形式上看，符合敲诈勒索罪要件。对于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数额较大、多次敲诈、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四种情形，而《甘肃省量刑规范化意见》规定3000元、3次、30000元、350000元四种起刑点。从形式上看，本案完全符合起诉条件，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巨大起诉（即本案第一种意见）。
笔者认为,对于任何案件的处理应当实事求事，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走形式主义，也不能陷入客观归罪错误，也不能主观归罪的错误，以目的合法行为就永远合法，出现了权利被滥用，出现绝对的权利、无限制的权利的权利，必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运行。在区分罪与非罪的时候，往往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进行分析，再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加以区别。但当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存在冲突时候，如本案是保护维权与防止敲诈勒索形式的权利滥用方面，必然面临二者的价值选择情形。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笔者选择了“保护维权行为”的价值观后，对于是非作出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再回归法律规定，作出了绝对下起诉（即无罪）的处理。
对于张某某被偷拍后，向刘某索赔80000元行为性质，是否合法，是本案办理的前提，对于民事侵权之债，必须进行判断。对侵权行为主要判断以下要素：（1）是否存在侵权关系。行为人是依据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事实提出赔偿要求，还是虚构事实、制造借口从而非法占有对方财物。（2）是否采用合法手段。行为人是通过合法途径、合理方式主张权利，还是通过威胁等非法手段索要财物。（3）是否存在对价关系。行为人所提索赔依据是否可以作为对价交换，与赔偿要求之间是否存在相对合理的对价关系。综合考虑以上要素，具体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被害人刘某之间，存在隐私性被侵权关系。在案证据证明，被害人刘某在更衣间、洗澡间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并进行多次调试后，偷拍了张某某更衣的黑白镜头，2023年2月21日、26日洗澡彩色图像，时长六多分钟，图像清淅，暴露所有隐私部位，其行为构成隐私权侵权关系。武铁公安处武铁公（南）行政决字（2023）1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违反第四十二条六款（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对刘某作出拘留7日，罚款500元的处罚，进一步确定侵权事实。
第二，张某某索要80000元的行为是自力救济，是主动维权，而非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张某某在隐私权被侵害之后，向单位领导报告，提出私了，要80000元、跪地道歉的行为是正当行为。洗澡、更衣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的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的内容，享有不受他人刺探的权利。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未经许可，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的私密部位、私密活动。被侵权后，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第九百九十六条提出停止影响等民事赔偿、精神赔偿。至于赔偿的数额，根据意思自治的原理不予以干预。如果因数额巨大，显失公正，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则为可撤销行为，不存在因为数额不当而导致行为性质变化，成为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故意。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黄静天价索赔案”无罪，也印证了不因索取数额巨大而转化成犯罪故意，笔者走访同年龄段人时，80%的人为合理，20%的人认为太多了，没有合理性，笔者采信合理性观点。
第三，张某某“不给钱就报案”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胁迫性。不给钱就报案的行为明显有一定胁迫性，但是属于法律许可的范围，是为了保障侵权责任的落实进行的，没有加重侵权人刘某的责任。当自力救济失去作用时，转向公力救济是当事人的选择，而不是损失的扩大。笔者认为，报警是维权的一种方式，维权行为本身的法益侵害性比较低，加上以报警方式的敲诈方式本身的违法性比较低，本案没有达敲诈勒索的程度。从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的法益平衡而言，法益更保护维权，对维权要慎重入罪。《法发（2018）1号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追讨合法债务指使、雇佣他人进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以犯罪处理”的观点，举重以明轻，报案要挟要比上述情况轻许多，不以犯罪处理为宜。
第四，双方“同意80000元私了”存在对价关系。刘某偷拍行为，侵犯了张某某隐私权，产生了侵权之债，存在着对价关系。同时，虽然公民有报案权，是为了进行社会监督、纠正违法行为，寻找公力求救济的途径，不是刑法上恐吓性。综上，张某某的赔偿有隐私泄露受损，需要金钱赔偿的，存在对价关系。关于民事和解的内容，不但对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协商，而且可以对责任形式是民事还是刑事进行协商，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原理。因此，“同意80000元私了”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第五，张某某的行为没有超出民法调整范围，不应予以刑事规制。在民事层面，张某某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却民事隐私权侵权的权利主张，没有违背民事活动的诚信、自愿原则，根据刑法补充性原则，只有社会危害性大、刑事违法性、刑罚性，就有必要予以刑事保护。笔者从张某某的应爱刑惩罚性低、社会危害性不大作出基本的价值判断之后，出现无罪的基本倾向，再通过法益平衡常说，比较报案敲诈与维权价值，根据本地社会情况，认为保护维权更加迫切，而不追究张某某刑事责任，不会导致社会上敲诈勒索的发展。
刑法具有谦益性、补充性，在能够以民法等其他手段实现权利保护目的时，应限制刑罚的适用。民法有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和规制权利滥用的双重机能，被诉方可以选择民事途径进行权利救济。对于张某某所提出的赔偿，刘某能够选择予以反制的民事手段是容许的。刑罚可保持适当谦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防对纠纷进行提前介入，从而影响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第六，刑事犯罪应坚持保护民事权利和防止权利滥用并重的价值导向，本案中应当选择维权。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模式的变化日新月异，这要求司法裁判既要保护合法权利，又要规制权利滥用，为促进社会发展，保护净化营商环境提供有效司法保障。对于有滥用权利进行敲诈的行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形予以分类处理。不应当以犯罪数额而入罪，更不能以索要数额为标准入罪。
试想一个中年妇女，从受害人到加害人，情势反转如此之大，非自然理性与朴素价值观所能判断。当鼓励维权与防止敲诈二权益发生冲突时，需要从社会需求分析，当前我国维护权益还需加强，而敲诈不足为虑，因许多人选择忍气吞声，而不进行积极维权，维权“刁民”还需要鼓励。当从利益平衡的角度作出实质判断之后，要从法律上寻找依据，《关于办理敲诈勒索案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二款被害人有过错，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为实现到期债权，对债务人实施协迫的，一般无罪处理。张明楷《刑法学》P1333-1334,“行为人具有交付权利，基于交付者意思而交付财物，对方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构成财产犯罪。”“如果所使用手段行为不构成刑法上的其它犯罪，就应当认为没有造成财产上的损害，不宜认定为犯罪”“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例如，吃苍蝇索赔案，黄静电脑索赔500万美元均无罪，理由“行为人目的与手段具有正当性，至于赔偿数额取决于双方的协商”，没有明显超出时（无法确定），不构成犯罪。本案中张某某的行为从我们社会生活中侵权行为“私了”的情形看，没有显超出必要限度，不构成犯罪。
第八，从量刑规范化的角度思考。对于张某某敲诈勒索的行为，只以实际取得额而论22000，如果扣除合理赔偿20000元，则已经达不到立案标准3000元，表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又因本案被害人刘某过错在先、取得谅解协议，张某某认罪认罚等，使罪责进一步减轻，失去了刑罚的必要性，不以犯罪论处。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敲诈勒索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没有刑事违法性，没有刑罚可罚性，不认为是犯罪，应当作出绝对不起诉。
法益保护理论为刑法实质性审查提供了另一种思维角度，使司法者对于法条的解释不再停留于文字表面，更利于实现实质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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