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Western literary journal
「父亲的气轱辘」
文/潘铭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父亲跟西岸子长安县魏寨一带的人在西安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给城里人送煤,一年也很少回来几次。那年腊月二十五,父亲却早早地托人捎了话,叫我跟哥哥提前到坡塄沟等着给他掀车子。
太阳落山时,父亲拉着他那辆很特别的像大板柜一样的架子车,装满了旧铁圈旧外带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坡塄沟沟底。父亲在前面拉,我跟哥哥在后面掀,上了坡塄沟就是洋峪川,抬眼一望就是我们村。
整个正月里,父亲除了初二到他舅家拜年外,其余时间都很忙碌。父亲先用原始的手工办法将旧架子车的铁圈、外带、内带、辐条等缩小近一倍,再经过一系列工序,就把这些缩小的零部件组装成了推车子的气轱辘子。那年过年,因为父亲回来的缘故,家里的年味很浓。
那时,土地还没有承包,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度日月,一年忙到头,粮食也就分那么两三斗,再省吃俭用,也熬不到头。父亲脑子活,能吃苦,他就一年给队里交三百块钱出门搞副业,“停薪留职”保留了农民身份,成了土地承包前首批少数入城打工的农民工。父亲说他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城边边的人,吆个马车拉个砖,在柏油马路上迷瞪着眼睛信马由缰拽(安逸)得像个神仙。
确切地讲,父亲的这个愿望有点天方夜谭不切合实际,把各种有利因素综合起来,也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在拉煤的时候,就学会了做推车子的气轱辘。而且从那年正月以后,父亲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好多年。每到星期天,父亲就到集上去卖轱辘子,一个能卖八九成十元,一集能卖两三个。当时,市场还没放开,父亲的行为是否合法,还很值得商榷。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父亲与市管会的关系就像现在的小商贩与城管的关系——市管会来了,父亲就拎着轱辘子跑,市管会的人就在后边撵。那时还没有城管,大家把管理市场的叫市管会,就像现在把城市管理部门和城管队员统称为“城管”一样。市管会可歪(厉害)了。运气不好的时候,轱辘子就会被他们没收,父亲就得求爷爷告奶奶,找熟人托关系,既散烟又好说话,再把轱辘子要回来。有一回,父亲让刚上初一的哥哥独个看摊子,市管会就来了,就在市管会提起轱辘子的一瞬间,哥哥猛地抓起轱辘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撒腿就跑。这件事情受到了父亲多次夸奖,这也是我哥一生为数不多的英雄壮举。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从小到大直到现在还温良恭俭让的哥哥,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气和那么快的速度。
以后,市场稍微活泛了一点,父亲可以在市管会指定的地方卖他的轱辘子,每卖掉一个给市管会临时雇佣的那个坐在椅子上叫人敬畏的胖胖的女人缴两毛钱的管理费。如果跟那个女的是熟人或亲戚的话,也可以减免。父亲当然认识那个女人,市场上的人都认识那个女人,但她不认识父亲,父亲就得卖一个轱辘子缴两毛钱。次数多了,父亲感到吃亏,有时就和买轱辘子的人谈好价钱不交易,一直扛到下午集快散的时候等那个女人回家吃饭后,双方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每个轱辘子就能多挣两毛钱。那个胖胖的女人是街上人,街上与我们村连畔种地,街上人一般把我们称为乡下的,他们对我们乡下的非常友善。每次集罢,父亲都会把没有卖掉的轱辘子寄存到街上粮站老贾的宿舍里。老贾是个酒糟鼻子,鼻疙瘩子不仅红而且还非常大,人很善良。父亲没有少麻烦过他。
到我上初一时,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乡亲们改善劳动工具舍得花钱,街上的集也恢复了三六九,父亲的气轱辘等到了快速发展的好时代。我们家除了弟弟年龄小外其他成员都合理分了工,父亲骑着自行车到百里外的西安城把材料进回来就在家里起早贪黑地加工,爷爷和母亲负责在集上看摊子卖货,我跟哥哥除了给父亲做一些辅助工之外,主要任务就是充当运输员——我俩在到社中上学的时候,逢集一人得背俩轱辘子到集上交给爷爷,上学有时就迟到了。社中离我们村近,只有一两里路,我村的学生一天三顿都是跑回家吃饭的。父亲就因时因人而用地给我跟哥哥安排了背轱辘子的任务。我不知道哥哥背着轱辘子走在上学的路上碰到女同学,他心里是咋想的——他当让无所谓了——他八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给他把媳妇订下了。反正叫我背着轱辘子上学,我心里很别扭,感到丢人的很。父命如山,没有办法。
这时候,父亲的另一个职业是在村里给娃们教书。中午一放学,父亲就匆忙地赶到集上,现身说法,推销他的产品。为了叫人家下定决心快点掏钱买他的轱辘子,父亲最爱拍着胸脯给人家说:“弹嫌是买主”“咱的货没问题”“你放一百二十个心”“你到张村问一下那个教学的先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毕竟在那时一个轱辘子时值五十多斤苞谷,不是一个小数目,对每个家庭来说也算一个大件,买的人要的就是一个放心。也许是教师身份可信度高的缘故吧,父亲的轱辘子就卖得快,也卖得多。至今,我总是很怀疑很不准确地认为,在土地承包初期,父亲做气轱辘卖气轱辘,在我们那一带是否算得上是一场推车子改良的技术革命。我家地处秦岭北麓,方圆几十里山不山,塬不塬,都是丘陵,不是上坡,就是下沟。人老几辈子交通工具都是推车子,一个轱辘子两个把,有人说它的老祖宗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当然没有那么神乎,但推车子却承载着家家户户生活的重担和希望。当时,推车子的轱辘子都是木制,笨重沉重不轻便。父亲做的气轱辘子既轻巧灵便还省力,很受大家喜爱。生意好的时候,爷爷跟母亲还要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史家寨、引镇的集上去卖。
那几年,在我们那一带用气轱辘替代木轱辘的速度和普及程度,就像这几年我们国家用动车替代绿皮火车一样快、一样多。父亲是我们那里方圆数十里三个主要做气轱辘的创始人之一,准确说应该是二分之一。因为父亲传帮带的缘故,父亲不久就把他的一个堂弟从徒弟培养成了同行人。直到今天,父亲的这个堂弟我的这个堂叔还从事着这个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职业,当然现在升级换代鸟枪换炮了,从做气轱辘子升级为修理摩托车、机动三轮车,生意还好得很。我妈给我说:塄塄上你大,钱多得很,舍不得花。
就这样,父亲一边教学一边做气轱辘,还不停扩充着他的“经营”范围。包产到户后,大家的日子好多了,盖房的人也多了,父亲就适时地从城里的废品站收购一些建筑工地退下来的方头的圆头的铁片锨、麻绳、铁丝、钢筋之类的东西。然后将铁片锨敲打平整,把锨头裁截齐整,叫我们弟兄仨个用碎砂轮砂纸把铁片锨打磨光亮,再拿到集上去卖。因此,爷爷的货摊子也就越摆越大,除了气轱辘,还有成堆的铁片锨,搭在椽上两三米长的麻绳,堆在地上七长八短的旧钢筋,还有母亲清洗缝补过的旧黄鞋,到腊月还有干辣角子红辣面子。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旧锨比新锨利火,所以旧铁片锨卖得特别好。
后来,父亲的“生意”没有慎终如始就半途而废了。进入80年代后期,个体经营正方兴未艾,父亲却安静本分地教起了学,还是一个民办教师,直到90年代初才落实了政策转成了公办,因为转办父亲还在我家门口包了一场电影。父亲在世的时候,村里和父亲同年的几个关系好的人,曾多次评论说,父亲教书教烂了,没挣下钱。我哥却认为没教烂包,他说没有父亲当老师的激励和荣誉,他跟我也考不上学。这只不过是对父亲教书生涯的一点点慰藉罢了。
因为有父亲做气轱辘、卖铁片锨的缘故,我跟我媳妇谈恋爱时,我就给她吹:多年前,我家可能是半个万元户。她的心就动了,我就娶到了原来就很好到现在还这么好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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