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在融合中丧失,强者在交流中壮大,当是文化特征。汉唐自交流中增强,明清在融合中衰弱。
不愿融合者,必是弱者。弱者中的桀骜者,试图以挽缆之拖,抱残守缺。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定义土匪:“那些拒绝服从,并踞于权力可控范围之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使着权力,反抗着现有的政权。”逆势文化潮流、抵抗融合者,不算匪,却有匪的某些特征。
异族文化融合之外,拒绝非文化行为之融合,此乃理性勇气之发作。余英时分析明朝知识分子中的不愿出仕者:“他们眼光不再向上看朝廷,反而低头看社会,和民间文化打成一片。政治老虎尽管发威,我避开就是了。但是如果民间社会被消灭了,或者压得一点空间都没有,那就真是‘天柱折,地维绝’了。不过以暴力硬压的日子究竟维持不了太久。文化生命比任何政治组织都要长得多。”此类对圣王政治的反融合,采取的是软方式。
任何文化均有保守性因素,似被红灯隔在了另一个路口,总慢着一截。李叔同诗云:“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齐邦媛描述:“初秋的晨风里,站在故乡土地上,这些曾经以校为家、生死与共的白发老人,白发飒飒,歌声中全是眼泪,松花江的水中,仍有嘉陵江的呜咽,倒是呜咽中有坚持的刚强。”花开岂为春,黄昏色调,泪滴非因痛,一任落寞,凄美是面对大逝的无奈。
一生为故国招魂,是钱穆的终极关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使之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其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之隐忧。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理想,也志业所在。其集故纸为墙,截然隔出一个世界,以便不为潮流裹挟,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国人的智慧与情感。钱穆曾言:“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文化的凝结期往往很长,前人栽树,后人得果。若将信仰当证据,眼见才信,明白才信,经历才信,证据才信,或为现实世界不诚信的后遗症。
然理性有限,也非绝对,放下经验,方知信仰,文化的根基在信仰。熊十力《高瑞泉序》云:“自有科学以来,其方法则谨严、精详、周密、准确……其功效则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变化裁成万物,乃至大通宇宙、改造宇宙,强哉矫也。现代科学当犹未尽其力,将来强之所至实未可量。”空山已无歌哭地,天涯不容飘泊人,熊十力感受到了浩浩荡荡的气流卷吸,此时仍以螳螂挡车的不自量力,坚持着这份信仰,其为传统文化的守灵人。
文化的滞后性,迟疑着文化人。纵使白天看人,晚上读书,也无以参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云:“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从这点看,许多文化人确是发育不良者。从对方的错误中,找出自己的责任,此即文化理性。鲁迅对京剧的印象,无非“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而已,认为其毫无美学价值,甚至不承认其为戏,只在玩把式卖艺。文化自信之前提,恰在对文化做出独立思考、准确评判,多数守灵人以情遮理,讳疾忌医,做不到这一点。
文化守灵人,多数时候被看作小丑,小丑若固执,则被冠以跳梁小丑。
《孤灯下的记忆》
一代知识分子身经劫难的人生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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