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生治病立法，喻嘉言的《医门法律》与佛教思想

喻嘉言早期曾遁入空门，出家为僧，青灯参禅的经历对其人生观和医学观的影响不可小视，即使后来还俗，云游四方，从他的著作中还是体现了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仿照佛门戒律之意作《医门法律》。法是指辨证论治的正确大法，律是列出误诊失治之责，为医者易犯错误之处提示禁例，以免伤害病人，使医者治病依之有法，庸医害人绳之以律，法律分明，正误有别，使临证者不敢轻妄草率。

1.仿照禅宗戒律，为医门立法定律

医者为人命之所系，责任重大，但世上高明的医生太少。喻嘉言在《医门法律·序》中对当时的医疗状况进行了剖析。首先是医生各有不同：聪明的人往往有傲慢之心难得虚心求师以致学艺不精，临证虽然能有效验，但失误也不少；资质一般的人，难以获得医术的精髓，治疗效果至多平平而已；最怕心术不正之人，资质粗劣却又胆大妄为，这样的人一旦成为医生，对病患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病患对医生的实情并不了解，当医生都自夸自大时，常常苦于不能分辨优劣，往往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给那些浅薄的、圆滑的、虚伪的医生。同时医生也常常苦于疾病千变万化，即使有师传，会诊脉，也能开出方药，治疗也大多只是尝试，并无确切把握。所以，医生带给人的伤害不亚于水火、刀兵、禽兽和王法。因此，学医行医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据，对庸医更应该有所惩戒。他在《医门法律·卷一·附申治杂证不可犯时禁病禁药禁》中说道：

    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三藏教典，仪律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净，无戒可言，而道成矣。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尝羡释门犯戒之僧，即不得与众僧共住，其不退心者，自执粪秽杂役三年，乃恳律僧二十众佛前保举，始得复为佛子。当今世而有自讼之医乎？昌望之以胜医任矣.

对庸医横行及当时医疗缺乏规范的乱象，恚愤之情溢于言表。

（1）庸医现象及明医的思考：庸医现象自古就有，喻嘉言也不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议论的医家。在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就对医学难明、医术难精、世医蒙昧发出了感叹：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2）百丈清规的由来及影响：《百丈清规》和其后出现的《敕修百丈清规》都出自江西奉新县百丈山百丈寺，这个寺庙本是一个名叫甘贞的人所建“乡导庵”，唐朝贞元十年（794），一心向佛的甘贞将正在奉新附近的靖安县宝峰寺马祖墓塔旁结庐的怀海禅师请来任住持，并将庵改名为“百丈寺”，自此，怀海便在百丈寺住持了整整 20 年。在这 20 年里，怀海大师创建撰修了禅门规式，因全国禅林都要遵循，故号“天下清规”，因此在佛教界中有“马祖兴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说。唐宣宗李忱在登基前为避武宗之忌，曾落难晦迹于此，登基后特敕修百丈寺，并赐题“大智寿圣禅寺”的匾额，自此百丈寺更是天下闻名。

喻嘉言蓄发行医后，因唯一的姐姐嫁在靖安县，因此常年往来于南昌和靖安之间，而南昌、靖安与奉新三地相隔极近，出自佛门的他在往来三地十余年间，难免有在百丈寺游览甚或小住的经历，应当亲眼见过寺内法度严谨、律行禁止的气氛。此外，他本人也出自禅宗，对禅门清规十分了解并有亲身实践的经历。喻嘉言亲见亲历佛门由于有严格戒律而次序井然，医门却由于缺乏可操作的规范而乱象丛生，于是晚年特撰写《医门法律》一部为医生诊疗立法、定律、纠偏。书名冠以“法律”，是希望通过此书规范指导，使行医者在诊治疾病时依循规律，尊重医德，谨慎遣方用药。

书中所谓“法”，即结合具体临床病证详细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及其临床运用；所谓“律”，即分析和判断一般医生在辨证治疗上易犯的错误，明确提示禁律。《医门法律》是通过发明伤寒蕴义，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各种杂证分门别类，结合临床病证，阐述论治法则和方药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分 6 卷，设病证计 16 门，每门下先引经据典，参与己见，论述各病证病因病机及方治；再立律令若干条，以警示医者证治原则；后出治疗方 400 余首。《医门法律》中的“律”有 100 余条，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是危重病当行王道。如关格病，本属精气竭绝，形体毁沮的危重病证，多见于水肿、瘾闭、淋证的晚期，虽有浊邪塞滞三焦，更见脾肾阳气衰微，治疗上补泻两难。喻氏在文中强调这“九死一生之证”不可以霸术劫夺阴阳，并点明“死里求生之治，须得死里求生之人”，如“不崇王道，辄操霸术，逞己之能，促人之死，医之罪也”。

二是注重临床基本功。卷一是阐述基本四诊的，但记载有 34 条律，远比其他 5 卷多。从《内经》中选取治病求本，因时因地制宜，从望色、切脉、审证入手，分别病之难易，熟悉脉证相反、正治反治、用方分君臣佐使、选药要知常达变、权衡药量要避免太过或不及等条文进行发明强调这些知识是为医者必备的修养，不可不了如指掌。又认为张仲景的著作也是律书，是客观规律的概括，并申述了伤寒易误诊误治的 10 个方面。

三是临证力戒失治误治。如虚劳病的发热最宜审慎，劳因于虚，虚极成劳，虚劳本身即精血不足、脏腑亏损之证。若见热退热，不分内外因，不管脉证，盲目予退热药，势必诛伐无过。再以湿病为例，治湿当利小便是常法，可真阳素虚者，夏月更虚，阳气不充，阴湿据之，其汗出，小便滴沥，乃泉竭阳亡之象，误利小便，真阳无水维护，后果不堪设想。

《医门法律》对后世医家学习中医经典、掌握准确的治疗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诊疗实用性，其问世后，在医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清史稿》称赞喻嘉言：“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古来之医书，惟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误者，亦仅偶然附论，而不能条条备摘其咎。”

2.结合四大五蕴，为阴证拓展思路

喻嘉言有感于在他之前的诸医家对阴病认识不足，《内经》中虽然讨论了阴病，但只是开了个头，并没有详尽的论述。到了金元时期的朱丹溪、明代的王纶等人更是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念，贵阴贱阳，以致“畸重乎阴，畴非至理”，更加导致对于阴病的认识与诊治谬误。让喻氏感到“故长夜不至漫漫将旦也，阴病之不可方物”。在《医门法律》卷二中，喻嘉言专设“阴病论”一篇，将佛教四大五蕴学说与中医传统的阴阳五行结合起来，讨论中寒证等阴邪为患的问题。

3.倡导佛门修行，以调治五志失常

《医门法律·卷六·虚劳门》中对妇人因情志不舒，心有积恨导致的虚劳证治提出了结合佛门修行的治疗办法：

    妇人遭其夫离绝，菀结不解，亦多成关格、虚劳二证。此与二阳之病发心脾大同，月事时下，知未甚也。亦如前法，成功百日。气血流行，可无患也。不月者，亦须成功千日，从事空王，消除积恨可也。此亦非医罪，但以其势缓而姑任之，不早令其更求良治，迁延图利，心孽难除耳。

中国历来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失调作为重要的致病因素。喻嘉言也强调：“可见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以五志惟心所使也。”喻嘉言认为，如果月事正常，说明病势尚轻，可以用虚劳、关格的一般治法；如果出现闭经，病情转重，也不用灰心，可以借助长时间的心性修行来调整心态，努力消除心中长期积累的怨恨，以达到心神安稳、五脏和谐的目的。

在对自心的修炼过程中，清除五毒心是最重要的工作。五毒心是指贪、嗔、痴、慢、疑五种心，这五种心会使人造作恶业，像毒药一样妨碍修行。这五毒中最易生、最难除的是嗔心，女子尤其如此，佛教修行的“十善”中即有“不嗔恚”一条。《大乘五蕴论》中说：“云何为嗔？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简单来说，嗔就是爱生气，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害、仇视、怨恨他人的心理。嗔的产生与作用与贪正好相反。贪是由对事物的喜好而产生无餍足地追求、占有的心理欲望，嗔却是由对众生或事物的厌恶而产生愤恨、恼怒的心理和情绪。佛教认为，对违背自己心愿的他人或他事物生起怨恨之情，会使众生身心产生热恼、不安等精神作用，对佛道之修行是十分有害的。因而佛教把嗔看作是修行的大敌。

喻嘉言也因此提示，要消除积恨，需做好“成功千日”的长期打算。佛教心性修行常以戒定慧来熄灭贪嗔痴。戒，是指一种有道德的、有规范的、无害他人的生活行为标准，斩断因为沾染喜爱外物而生起的执着贪心；定，是针对内心的修炼和自我耐性的培养，凡事先自省、向内求、避免外向的暴躁和苛求他人引发的嗔恨；慧，是对于宇宙生命种种实相有了透彻、圆融的了知，从而脱离愚痴，不再惘于事理，迷于因果，善解世间因缘的相续，明白生死流转的根本，心无挂碍，无有恐怖。降伏解脱的先后次序为：先持戒除贪，戒能生定，定力深厚，贪心不起，定力更进，断灭嗔心，智慧显露，愚痴障除，正见正行，净化身心，从而解脱根本烦恼，度一切苦厄。就像喻嘉言所说：

设能善养此心，而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婉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则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脏俱宁，邪亦安从奈我何哉？

4.着眼佛门素食，茹蔬以清淡护生

素食主张在我国有悠久传统，人们对膏粱厚味的害处早有体会。《吕氏春秋·本生》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本土道教也认为，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气存人存，气的清洁与否决定了人的健康。谷物、荤腥、五辛等都能破坏气的清新洁净，尤以荤腥、五辛为甚，所以尤其忌鱼肉荤腥与葱、蒜、韭等辛辣刺激的食物。南朝梁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中就认为应“少食荤腥多食气”。

道教在唐朝时被尊为国教，素食观也得以被上层社会接受和推广。传统医学也认为，节食、淡食、素食有利于人体健康。《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告诫人们只有“谨和五味”，才可以“长有天命”。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中说：“穰岁多病，饥年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羞，不过菹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蛙肴，无所不备，土谷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游官至此，遇其丰赡，以为福佑所臻，是以食卑长幼，咨口食噉，夜长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以至于死。”其认为正确的饮食，“厨膳勿使脯肉丰盈，常令俭约为佳”。

佛门素食观念的影响，对于病家进食，喻嘉言主张以食淡茹蔬为宜，对于无病养老者的进食，喻氏同样主张如此。在《寓意草·华太夫人饵术方论》中，针对华太夫人长年服食茅山苍术丸，一年后身体轻健，三年后步履如飞。喻氏认为，“所谓服天气而通神明者，其不诬如此”。由此，喻氏强调：“食物诸无所忌，但能稍远甘肥。白饭香蔬苦茗，种种清胜尤妙。”在病后调护时，喻嘉言也提出素食以养阴津，而切不可用肥甘油腻阴滞经络。病人感受寒邪后，身体的元气受伤已虚，又有邪热未净，这个时候的治疗，既要清余热，又要补虚损。但补和清若同时使用不当，于病人无益有害。喻嘉言面对这种情况，巧妙地采用了生津补虚的办法，用甘寒以泻虚热。在饮食上，强调只取其五谷、五菜之气，不取厚味，以逐渐发散身中蕴热。这时如果食用肉类等肥甘厚味，虽然暂时可以补精，但从长远来看，肥厚之味易阻滞经络，使邪热不得外出，留下遗患。

本文摘自《 旴江医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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