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最关键要明白一点——他是子姓。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要理解他对鬼神的态度，不能光从他儒家教主身份出发，更应该从他殷商遗族的身份出发来理解。孔子的六世祖为宋国大司马孔父嘉，公元前710年在宋国的内部权力斗争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其后裔逃往鲁国。
知道了孔老夫子是殷商遗族后，再来了解殷商时期的文化。
中国社会到了夏末商初，夏王朝已经是不得人心，商汤取夏而代之。但是，商族如不展现出自身实力，根本就无法赢得天下其他部落的真心顺服。在人类刚刚走出浑沌、野蛮状态的远古时代，商汤展示自身实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巫术。
《吕氏春秋·顺民》中说，商汤克夏后，天下大旱，五年农作物都无收成。灭夏之后，突然遭受如此严重的灾难，天下人就开始慢慢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推翻了夏王朝而遭到天谴？
为了安抚躁动的天下人，万般无奈的商汤决心以身体作为献给天神的牺牲，于桑林之野向上天祈雨。
桑林，从此成为商族祭祀圣地，世世代代受后人敬仰。
商汤桑林求雨，其实就是一种自任巫祝的行为，商汤就是群巫之长与政治领袖的结合体。商汤之后，历代商王都继承了他的这一地位。上个世纪发掘的殷墟甲骨中，有很多类似“王其舞”、“王舞，唯雨”的文字记录，说明商王经常亲身参与祭祀，证实了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群巫之长。（《商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王晖著）
为了防止神权外泄，商王族对旗下诸侯方国的祭祀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商人自诩为天神赐予的与神沟通唯一合法代表，严令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私自与“神”聊天。甚至连商代著名贤相伊尹之后，也不能擅自祭祀伊尹，必须得经过商王室同意后才能祭祀先祖。（《商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王晖著）
自始自终，历代商王都兼具群巫之长和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
从近现代发掘出土的甲骨文中可发现，商时祭祀风气异常浓厚。而且，商人祭祀还有一大特殊传统，就是祭祀所用牲数量极多。商人祭祀所用的牲畜数量，最多时可达三百头之巨！举行一场常规的祭祀仪式，至少也得要杀几头、几十头马、牛、羊、鸡、猪等等牲畜。可以想象，商人祭祀场基本都是血肉横陈，鸡犬不宁。祭祀风气如此奢侈，即便是在物资极为丰富的现代，也可以说是暴殄天物。
更加令人胆寒的是，商人在祭祀时不但经常草菅“兽”命，还喜欢草菅人命。
商人祭祀杀人甚多，数量常常是五、十、三十、五十、七十不止。殷墟甲骨中常常可见“王其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佑”、“大乙伐十羌”、“大乙伐十羌又五”、“大乙伐三十羌”等等之类的文字。这些记录中的“伐”可不是指讨伐，而是“以戈砍人头”的意思。（《商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王晖著）
从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看，商人无限地信仰鬼神，每天大小事件，大至征伐方国、祭祀先祖、筑城，小至出行、令牧人放牧、做梦等等，均要请示鬼神，以鬼神意志来决定事情的可否。
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东区发掘了一系列商代祭祀遗迹。在约4700平方米的面积内，分布着共191座祭祀葬坑，属于商朝武丁到禀辛四代商王时期。根据葬坑排列的疏密、深浅、坑的大小规格等等，葬坑又可分成二十二组：最多的一组四十七个坑，最少的一组仅一个坑。从分布状况看，不可能专属于某座王陵大墓，而应该是若干次祭祀后掩埋的遗迹。在这个祭祀场中，前后共杀埋了多少祭祀的牺牲品，已不能确知。但是从已经发掘出来的祭坑统计，人牲已多达1330人之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 商周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不但是祭祀，商人死后还盛行陪葬制度。
商人陪葬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奴隶和战俘都是直接被当作牲畜来陪葬，被称作“人牲”；近臣、武士等等则是属于长期洗脑下的牺牲品，自愿或半自愿地陪葬，被称为“殉人”。
商人殉葬时，还分为生殉与杀殉，不少人竟然是活生生被埋入地下的！
1950年发现的河南安阳武官村商墓，在商代王陵中只能算是中等大小。整座墓坑中，陪葬人多达七十九人，各类殉兽达五十二头。其中，有棺、有随葬品的殉人共十三具，其余殉葬之人多身无外物。这说明为商代统治阶层殉葬的人中，既包含奴隶、战俘，也包含政治地位较高的商代高层人士——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王室的近侍大臣，甚或是，方国诸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 商周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发掘出来商代遗存，还可看到商人军队中大量使用奴隶兵的现象：精锐士卒都为骑兵或车兵，在甲骨文中称为“人”；其余兵种士卒，大多被称为“众”或“众人”。“人”士兵高高在上，手里掌握着高、精、尖武器，最受商王信任，殉葬时都是全身葬。“众”、“众人”士兵大多为步兵，地位低下，武器平时集中管制、战时才会发放，殉葬时连头颅都保不住，是砍头葬。（《中国奴隶制的探讨》沙文汉著）
这就是商王室残忍而真实的祭祀文化。
然而，在周人灭商之后，人们都开始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
《易经》“既济”卦爻辞中，有句让人费解的话：“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音悦）祭，实受其福。”所谓禴祭，简单来说，就是用生菜来进行祭祀。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殷商晚期天下的政治格局。“东邻”，即指商王国；“西邻”，即周国。三国经学家王弼对此注解说：“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休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意思就是说，在殷代未年，东邻殷人杀牛祭祖，而西邻姬昌却简单地以生菜禴祭其祖，礼薄者反而比礼厚者受到了祖先的福佑。用禴祭祭祖的周人，最终战胜了频繁杀人杀牲祭祖的商人，可见祭品丰厚与否不是关键，关键还在于所谓的“德”。只要有“德”，你就是拿沼泽里的苔藓和野菜去祭祖，都能受到祖先保佑。
在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过程中，周人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周文王到周成王之前，这时期主要是继承殷礼，提出了天命易变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周成王到西周中期，这一时期周人制礼作乐，并形成了尊天、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观；第三阶段是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开始对天产生怀疑、质问，并形成轻神重民、以民为本的观念。（《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切身感受到失国之痛后，殷商遗族也开始深刻反思其祖上的祭祀文化。而且殷商遗族的反思，似乎比周人自己还更彻底。
公元前641年，齐桓公去世，天下群龙无首。齐国在齐桓公去世后，霸主地位不再，已走向没落；楚国刚刚崛起，强势向中原发起进攻，但却还未被中原诸侯认可。
在这个江湖权力真空期，宋国宋襄公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既然天下诸侯无主，他何不趁机称霸，重振殷商雄风？所以，这一年宋襄公四处筹划举办“国际”诸侯大会，盛邀各国诸侯参与结盟，以定宋国盟主之位。
然而，在一次正式会盟之时，却出了点小小意外。
一个山东半岛的小国鄫国，看到宋襄公在策划会盟称霸，顿时觉着是救星要到了。弱小的鄫国，长年孤立山东半岛，多年以来饱受东夷人欺压。上一代江湖霸主齐桓公在位时，就曾想帮鄫国人忙，组织诸侯去打击东夷。但是由于齐国霸业衰落，诸侯国都不听命，齐桓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东征夷人的计划。鄫国成了被中原诸侯遗忘的山东半岛“孤儿”，继续忍受着东夷人的肆意凌辱。
如今一听说宋襄公要在曹国之南举行会盟，鄫国国君虽然没接到邀请函，却也兴致勃勃地往那赶，期待宋襄公能给鄫国主持公道。
可是，宋襄公看着鄫国国君就心烦，所以干脆让邾国人在半路把鄫国国君给抓了起来！
宋国是殷商之后，有频繁祭祀的文化传统。宋襄公顺势宣布，要祭祀次睢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以殷商传统，祭品当然不能不丰厚。宋襄公所用的祭品，赫然就是送上门来的倒霉蛋——鄫国国君。用人祭祀，是殷商一族上千年以来的传统，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得尊重，不得随意指手画脚。
但问题在于，此时已是周人天下！
所以，一听说宋襄公要拿鄫国国君祭祀，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就急坏了，立刻前往阻止：“……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当年唯神独尊的商人，居然都深受周人影响，说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话来，这无疑是对商国当年覆灭最深刻地反思。孔老夫子作为正统殷商后裔，深受祖先影响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对于“鬼神”，局限于时代，他还不敢完全否定。但是，不再唯神是听，却是殷商遗族普遍反思的结论；当然，更是周人得以战胜殷商的关键法宝之一。
所以，孔老夫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不是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在反思殷商残酷祭祀文化之后，认识到“民”为“神”之主的客观现实，不再认同祖宗的“神权独尊”——这是无疑人类文明史的一次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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