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最关键要明白一点——他是子姓。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要理解他对鬼神的态度,不能光从他儒家教主身份出发,更应该从他殷商遗族的身份出发来理解。孔子的六世祖为宋国大司马孔父嘉,公元前710年在宋国的内部权力斗争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其后裔逃往鲁国。
知道了孔老夫子是殷商遗族后,再来了解殷商时期的文化。
中国社会到了夏末商初,夏王朝已经是不得人心,商汤取夏而代之。但是,商族如不展现出自身实力,根本就无法赢得天下其他部落的真心顺服。在人类刚刚走出浑沌、野蛮状态的远古时代,商汤展示自身实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巫术。
《吕氏春秋·顺民》中说,商汤克夏后,天下大旱,五年农作物都无收成。灭夏之后,突然遭受如此严重的灾难,天下人就开始慢慢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推翻了夏王朝而遭到天谴?
为了安抚躁动的天下人,万般无奈的商汤决心以身体作为献给天神的牺牲,于桑林之野向上天祈雨。
桑林,从此成为商族祭祀圣地,世世代代受后人敬仰。
商汤桑林求雨,其实就是一种自任巫祝的行为,商汤就是群巫之长与政治领袖的结合体。商汤之后,历代商王都继承了他的这一地位。上个世纪发掘的殷墟甲骨中,有很多类似“王其舞”、“王舞,唯雨”的文字记录,说明商王经常亲身参与祭祀,证实了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群巫之长。(《商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王晖著)
为了防止神权外泄,商王族对旗下诸侯方国的祭祀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商人自诩为天神赐予的与神沟通唯一合法代表,严令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私自与“神”聊天。甚至连商代著名贤相伊尹之后,也不能擅自祭祀伊尹,必须得经过商王室同意后才能祭祀先祖。(《商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王晖著)
自始自终,历代商王都兼具群巫之长和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
从近现代发掘出土的甲骨文中可发现,商时祭祀风气异常浓厚。而且,商人祭祀还有一大特殊传统,就是祭祀所用牲数量极多。商人祭祀所用的牲畜数量,最多时可达三百头之巨!举行一场常规的祭祀仪式,至少也得要杀几头、几十头马、牛、羊、鸡、猪等等牲畜。可以想象,商人祭祀场基本都是血肉横陈,鸡犬不宁。祭祀风气如此奢侈,即便是在物资极为丰富的现代,也可以说是暴殄天物。
更加令人胆寒的是,商人在祭祀时不但经常草菅“兽”命,还喜欢草菅人命。
商人祭祀杀人甚多,数量常常是五、十、三十、五十、七十不止。殷墟甲骨中常常可见“王其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佑”、“大乙伐十羌”、“大乙伐十羌又五”、“大乙伐三十羌”等等之类的文字。这些记录中的“伐”可不是指讨伐,而是“以戈砍人头”的意思。(《商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王晖著)
从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看,商人无限地信仰鬼神,每天大小事件,大至征伐方国、祭祀先祖、筑城,小至出行、令牧人放牧、做梦等等,均要请示鬼神,以鬼神意志来决定事情的可否。
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东区发掘了一系列商代祭祀遗迹。在约4700平方米的面积内,分布着共191座祭祀葬坑,属于商朝武丁到禀辛四代商王时期。根据葬坑排列的疏密、深浅、坑的大小规格等等,葬坑又可分成二十二组:最多的一组四十七个坑,最少的一组仅一个坑。从分布状况看,不可能专属于某座王陵大墓,而应该是若干次祭祀后掩埋的遗迹。在这个祭祀场中,前后共杀埋了多少祭祀的牺牲品,已不能确知。但是从已经发掘出来的祭坑统计,人牲已多达1330人之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 商周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不但是祭祀,商人死后还盛行陪葬制度。
商人陪葬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奴隶和战俘都是直接被当作牲畜来陪葬,被称作“人牲”;近臣、武士等等则是属于长期洗脑下的牺牲品,自愿或半自愿地陪葬,被称为“殉人”。
商人殉葬时,还分为生殉与杀殉,不少人竟然是活生生被埋入地下的!
1950年发现的河南安阳武官村商墓,在商代王陵中只能算是中等大小。整座墓坑中,陪葬人多达七十九人,各类殉兽达五十二头。其中,有棺、有随葬品的殉人共十三具,其余殉葬之人多身无外物。这说明为商代统治阶层殉葬的人中,既包含奴隶、战俘,也包含政治地位较高的商代高层人士——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王室的近侍大臣,甚或是,方国诸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 商周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发掘出来商代遗存,还可看到商人军队中大量使用奴隶兵的现象:精锐士卒都为骑兵或车兵,在甲骨文中称为“人”;其余兵种士卒,大多被称为“众”或“众人”。“人”士兵高高在上,手里掌握着高、精、尖武器,最受商王信任,殉葬时都是全身葬。“众”、“众人”士兵大多为步兵,地位低下,武器平时集中管制、战时才会发放,殉葬时连头颅都保不住,是砍头葬。(《中国奴隶制的探讨》沙文汉著)
这就是商王室残忍而真实的祭祀文化。
然而,在周人灭商之后,人们都开始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
《易经》“既济”卦爻辞中,有句让人费解的话:“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音悦)祭,实受其福。”所谓禴祭,简单来说,就是用生菜来进行祭祀。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殷商晚期天下的政治格局。“东邻”,即指商王国;“西邻”,即周国。三国经学家王弼对此注解说:“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休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意思就是说,在殷代未年,东邻殷人杀牛祭祖,而西邻姬昌却简单地以生菜禴祭其祖,礼薄者反而比礼厚者受到了祖先的福佑。用禴祭祭祖的周人,最终战胜了频繁杀人杀牲祭祖的商人,可见祭品丰厚与否不是关键,关键还在于所谓的“德”。只要有“德”,你就是拿沼泽里的苔藓和野菜去祭祖,都能受到祖先保佑。
在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过程中,周人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周文王到周成王之前,这时期主要是继承殷礼,提出了天命易变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周成王到西周中期,这一时期周人制礼作乐,并形成了尊天、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观;第三阶段是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开始对天产生怀疑、质问,并形成轻神重民、以民为本的观念。(《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切身感受到失国之痛后,殷商遗族也开始深刻反思其祖上的祭祀文化。而且殷商遗族的反思,似乎比周人自己还更彻底。
公元前641年,齐桓公去世,天下群龙无首。齐国在齐桓公去世后,霸主地位不再,已走向没落;楚国刚刚崛起,强势向中原发起进攻,但却还未被中原诸侯认可。
在这个江湖权力真空期,宋国宋襄公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既然天下诸侯无主,他何不趁机称霸,重振殷商雄风?所以,这一年宋襄公四处筹划举办“国际”诸侯大会,盛邀各国诸侯参与结盟,以定宋国盟主之位。
然而,在一次正式会盟之时,却出了点小小意外。
一个山东半岛的小国鄫国,看到宋襄公在策划会盟称霸,顿时觉着是救星要到了。弱小的鄫国,长年孤立山东半岛,多年以来饱受东夷人欺压。上一代江湖霸主齐桓公在位时,就曾想帮鄫国人忙,组织诸侯去打击东夷。但是由于齐国霸业衰落,诸侯国都不听命,齐桓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东征夷人的计划。鄫国成了被中原诸侯遗忘的山东半岛“孤儿”,继续忍受着东夷人的肆意凌辱。
如今一听说宋襄公要在曹国之南举行会盟,鄫国国君虽然没接到邀请函,却也兴致勃勃地往那赶,期待宋襄公能给鄫国主持公道。
可是,宋襄公看着鄫国国君就心烦,所以干脆让邾国人在半路把鄫国国君给抓了起来!
宋国是殷商之后,有频繁祭祀的文化传统。宋襄公顺势宣布,要祭祀次睢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以殷商传统,祭品当然不能不丰厚。宋襄公所用的祭品,赫然就是送上门来的倒霉蛋——鄫国国君。用人祭祀,是殷商一族上千年以来的传统,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得尊重,不得随意指手画脚。
但问题在于,此时已是周人天下!
所以,一听说宋襄公要拿鄫国国君祭祀,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就急坏了,立刻前往阻止:“……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当年唯神独尊的商人,居然都深受周人影响,说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话来,这无疑是对商国当年覆灭最深刻地反思。孔老夫子作为正统殷商后裔,深受祖先影响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对于“鬼神”,局限于时代,他还不敢完全否定。但是,不再唯神是听,却是殷商遗族普遍反思的结论;当然,更是周人得以战胜殷商的关键法宝之一。
所以,孔老夫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不是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在反思殷商残酷祭祀文化之后,认识到“民”为“神”之主的客观现实,不再认同祖宗的“神权独尊”——这是无疑人类文明史的一次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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