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商会圈子的人脉因素可以带给企业家更多的商机和合作的平台,是越来越多浙商加入这个平台的直接原因。但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
或许因为,圈子可以带给浙江籍企业家们安全感。
相比于企业的单打独斗,抱团的商会更具有话语权。就像王一鸣所说,“商会与政府部门的良好沟通,形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个佐证是,以商会名义出具的报告,可以直接递呈到省级领导办公桌前。
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能量,是话语权的基础。就像各地政府官员不可能对浙江商会背后351 7.6亿元的投资额无动于衷一样。
“商会正在成为政府与企业间联系的桥梁,和湘浙两省经贸合作的平台。”应永来说。
“现在任何一处浙江商会组团考察,各地政府的领导都会出面接待,听取浙商的意见。”应永来认为,一是商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二是在替会员企业维权,是湖南省浙江商会发挥的两个重要作用。
很显然,让浙商们“找到娘家”的浙江商会,为商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安全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过去单兵作战可能遭遇的困境,被同声相和、共壮声势的团队出击轻松瓦解了。同时,商会也在各种活动、交流中,不断增强影响力和话语权。
徐文忠说,浙江商会未来的方向是实现商会成员从传统浙商向现代浙商提升;从草根浙商向人文浙商提升;从财富浙商向责任浙商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些渴望改造自己,提升社会声望的商业精英,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财富数字的变化,而希望在更广阔的领域扩大社会影响力——正像西方企业通过大量社会捐助确立自己社会形象一样。
区域性商会恰恰能将商人们组织起来推进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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