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富豪一般有两种下场:一是家产被抄;二是名扬千古。
然而,那些靠勤劳、智慧发家的巨贾们,虽然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大多相似,但是结局为何却大不相同?让我们来一一历数。
1、富甲陶朱:范蠡
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那天夜里,功劳很大的范蠡,悄悄地带了西施逃到太湖。隐姓埋名住了下来。期间文种被杀,范蠡为了保住性命曾三迁他地,但是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西湖。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2.孔子门生:子贡
在孔子的72门徒中,子贡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他是卫国人,富贵公子,在孔子事业的初年出仕卫国的时候认识并跟随了孔子,是年25岁,一直到孔子去世,都是孔子坚定的追随者、职业经济人、赞助商,孔子去世后,成为孔子事业的继承人。
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3、营国巨商:吕不韦
当他第一次见到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儿子异人时,认为异人是“奇货可居”,吕不韦利用手段艰难竞争做成了古今中外最大的一笔生意,让异人成为没有儿子的华阳夫人(当时安国君正室)为为儿子,异人改名为子楚,后将子楚扶为秦王。
吕不韦弃商从政执掌秦国大权十二年之外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古代中国统一的奠基人。
吕不韦在位丞相时还组织百家亲自编纂了《吕氏春秋》并悬赏“一字千金”。为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流芳万世的不朽典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乱世英雄。
4、富可敌国:沈万三
沈万三到底有多富?
据统计,他身家20亿两白银,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0000亿,2017年公布的福布斯排行榜,马云身价312亿美元(大约2148亿人民币),当时的沈万三相当于5.3个马云身价这还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
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以前得罪过朱元璋,只能大拍皇帝的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拍到皇帝马脚上。朱元璋大怒:朕的军队轮到你一个小小的富商犒赏?
随后朱元璋因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客死异乡,在路中病故。
5、第一富翁:伍秉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pian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朝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 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6、陕西女富商:周莹
吴家商铺所售出商品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有了诚信做基础,周莹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还将业务范围扩大到自家所能掌控的茶叶、药材、棉花、棉布、蚕丝等各个行业。
生意种类多,业务范围广,在产业的选择上,周莹并非人傻钱多系列,而是谨慎选择,远离自己不熟悉的行业,正是如此,靠谱保险的选择让吴家生意经久不衰。
高财商成就了当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同时代的晋商乔致庸也不甘落得下风。
7、商业巨族:乔致庸
本想步入仕途的乔致庸,阴差阳错接管乔氏家族企业。人家直接自己开了家银行。其实票号并不是乔家首创,只是乔致庸比起其他经营者多了一些独立思考和独立决策的能力。正是这样的品质让乔致庸旗下的大德通和大德丰后来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票号。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
8、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身处洋务运动时代,并曾参与左宗棠马尾造船厂的运作。胡雪岩的生意,一类是借助政商关系的'特殊'生意,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另一类则是'正常'生意,如: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
胡雪岩一生跌宕起伏,最终一贫如洗。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甚少。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
9、五金大王:叶澄衷
宁波庄市人,是着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有人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10、一代钱王:王炽
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他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
他也因其富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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