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蒋鼎文奉命监督对国民党元老陈仪的死刑执行。临刑前，蒋鼎文让人端来盛着食物和酒水的盘子，陈仪说：“不需要了，执行吧。”

蒋鼎文又让两个士兵上去搀扶，陈仪摆手拒绝，一个人走在前面，昂首上了押送他去刑场的吉普车。

车到台北马场町刑场后，蒋鼎文叹了口气，让士兵准备行刑，陈仪对蒋鼎文说：“让打我头部，麻利些。”接着，陈仪又大喊：“人死，精神不死。”

蒋鼎文和陈仪都是浙江人，对于蒋介石点名让自己监斩国民党元老陈仪的这个差事，蒋鼎文内心是老大的不愿意，但是又不敢不从。

陈仪性格耿直，多次惹怒蒋介石，但最终让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则是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策反义子、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事泄露，让蒋介石起了杀心。

1949年1月，陈仪的老部下郑文蔚秘密来找陈仪，带来了李济深劝他效仿傅作义起义的亲笔信。

陈仪看了信之后，对郑文蔚说：“我也不愿意浙江遭受兵火，但是我这个省主席并无多少兵权，能指挥的也就几个保安团，万把人，靠这些人是无法促成浙江和平解放的。不过，如果能把汤恩伯拉过来，那么就大有可为了。”

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指挥数十万大军，陈仪为何对策反汤恩伯很有把握？

原来，汤恩伯之所以能够发迹，离不开陈仪这个伯乐。汤恩伯在1924年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校，但是该校必须要有要员的推荐信，汤恩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找时任浙军师长的陈仪，陈仪见汤恩伯相貌不凡，慨然答应，不仅写了推荐信还赠送了一笔路费。

汤恩伯在日本求学期间，还认识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竟白，两人后来结婚。就这样，汤恩伯攀上了陈仪的关系，他原名“汤克勤”，为了表示感念陈仪的恩情，改名“汤恩伯”。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在陈仪的部队担任少校参谋。陈仪为了汤恩伯有个好的发展，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让去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中校参谋。汤恩伯对陈仪感激涕零，跪拜发誓说今后唯陈仪“马首是瞻，生死与共”。

汤恩伯到总司令部后，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之后擢升很快，在抗战时期，成为拥兵数十万的“中原王”，和陈诚、胡宗南并称为“三鼎甲”。陈仪也一直视汤恩伯为义子，随着汤恩伯的发迹，他也发自内心的引以为傲。

1949年1月下旬，陈仪决定策反汤恩伯起义，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外甥丁名楠带着去上海见汤恩伯。

汤恩伯看了陈仪的信后，内心极为挣扎，陈仪在信中的大意是：让汤恩伯释放关押的进步人士，放松江防，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

放下信后思考良久，汤恩伯对丁名楠说：“我身边耳目太多，现在不方便表态，你去杭州，我随后过来找你详细面谈。”

丁名楠随即到了杭州，但等了好几天，并没有等到汤恩伯。到了2月初，丁名楠再赴上海，去见汤恩伯，汤恩伯以言语敷衍，还是不明确表态。

在丁名楠两次去见汤恩伯期间，陈仪曾给汤恩伯打了两次电话，在第一次，陈仪说：“恩伯，我年纪已经大了，起义不是为我，是为你的出路而考虑的。”

陈仪第二次联系汤恩伯时，没有再劝汤恩伯起义，改为让汤恩伯派一架飞机，将他送到解放区去，汤恩伯在电话中含糊其辞，还是不表态。

汤恩伯在反复考虑后，最终选择出卖陈仪，他将陈仪写的亲笔信拍成照片，交给了保密局长毛人凤和上海特务头子毛森，信的原件则交给了在溪口“隐而不退”的蒋介石。

陈仪对汤恩伯有大恩，所以汤恩伯内心十分不安，他向蒋介石提出“不管如何处理陈仪，务必留下性命“，蒋介石不置可否。

2月中旬，蒋介石决定对陈仪动手，他先让孙科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主持会议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2月21日，被免职的陈仪由杭州来到上海。

这时的陈仪还是比较乐观，认为上海毕竟是汤恩伯的地盘，不料就在他到上海的第二天，在汤恩伯的默认下，陈仪被特务带走，用飞机押送到衢州原绥靖公署的楼上软禁。

陈仪被软禁后愤怒异常，多次要求见汤恩伯，但均遭到拒绝。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陈仪被押到台湾关押。

蒋介石逃台后，在1950年6月初，下令审判陈仪，由顾祝同任审判长，蒋鼎文为执行官。汤恩伯在得知陈仪被判处死刑后，痛哭失声，去找蒋介石求情，但是连门都进不去。

陈仪被杀后，心中有愧的汤恩伯在家中设立灵堂。蒋介石得知后勃然大怒，将汤恩伯召来痛斥一番，让他撤掉灵堂。汤恩伯出卖陈仪后，同僚耻其为人，蒋介石也开始冷落他，王竟白对丈夫汤恩伯产生怨恨，除让四女汤国丽留在台湾外，带着其余三女一子去美国定居。

此后的汤恩伯郁郁寡欢，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在1954年赴日就医时，死在了手术台上。

陈仪在晚年曾写过一首诗：“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从诗中可以看出，陈仪是爱国的，是有理想的，他的自评也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