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解析#
自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始，鲜虞以中山之名出现于史籍，改国名的理由当与迁都有关。
因在晋国的多次猛烈攻击下，鲜虞国的同盟国肥国与鼓国相继灭亡，再加上晋国驻兵在原鼓国肥国境内，鲜虞国处于东西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鲜虞国君臣只得迁都于冀北山区筑城据险以守。
而“中山国”之名来源于新的都城——“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按古人选址建城的眼光看，古人建城一般考虑四种因素——水资源、防卫、土地开发程度以及民族传统。
所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中山国选择都城“山在邑中”的模式，最大的理由是防卫它国的进攻。
公元前 457 年（一说前476年），赵襄子趁其父赵简子丧期，登夏屋山假意请代王（赵襄子的姐夫）饮酒，灌醉代王而加以杀之，接着便出兵攻灭代国，其至其姐自杀于夏屋山。
代国灭亡后，大量的白狄人涌入中山，为防止中山国收容这些白狄人壮大实力，赵襄子派新稚穆子乘胜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中山的北方重镇左人和中人。
中山国失去北方屏障，再加上原有失去的南方土地，已几近灭国（实际上已经灭国），只要赵氏（赵国）继续进兵，中山国必灭无疑。
面对送到嘴边的肉，赵襄子犹豫了，因为魏国魏文侯提出瓜分中山国的要求。
面对魏国的要求，赵襄子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战国初期魏国十分强大，赵襄子不敢得罪魏国。但如果答应魏文侯的要求，等于引狼入室，中山国是灭了，但来了更强大的魏国。
此时赵国的常庄提醒了赵襄子——“魏并中山，必无赵矣！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以中山，是中山复立也。”
常庄的的话主要有二点；其一，魏国吞并中山，魏国的势力就逼近赵国核心区，赵国往后的生存空间基本等同于无；其二，保留复立中山国，将再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倾嫁给中山君，封地就在中山境内。即可不得罪于魏国，又可延缓魏国的北方势力。
赵襄子同意常庄的建议。
魏国这边，魏文侯不费一兵一便使自己的女儿得封，而且赵国也因此不能独吞中山，双方没有损失，便同意了赵襄子的意见。
如此之下“中山国”得以复国，在这场事件中复立的君主应该就是中山文公，中山文公在位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在任期间受到赵、魏的操纵，难以有所建树，也无文献记载，直到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王方壶刻有铭文“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才知道中山国曾存在这号人物。
公元前414年，中山国出现一位强硬的君主——中山武公。
中山武公又迁了一次都，《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不对现有势力进行大的改革，都城根本迁不动，何况中山国之上还的赵国与魏国掣肘。
可见中山武公手段相当高明或者强硬。
且武公迁的“顾”地可能是定州一带，而且“顾”地在中山国北边，新稚穆子攻破中人、左人后，中山国的北部曾一度为赵氏所控制，武公此举极有可能是向北夺回北方地区之后迁的“都”，这也间接说明中山国与赵国在中山的北部地区展开过激烈的战斗，且中山国获胜。
所以《战国策补注》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抗欤？”间接这次是真的中山武公对中山国的现有体制对进在大幅度的改革，制度上全面学习中原国家，而且一度使中山国强盛起来。
公元前424年，赵国从晋阳（太原一带）迁都至中牟（今河南鹤壁），说明赵国的势力向南移，与中山国的冲突在减少。
正当中山国顺利发展时，南方的魏国经过数年的战争，已经在西面取得了对秦的一系列胜利，到公元前 409 年止，秦国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魏国得已抽出手来解决中山国。
公元前 408 年，魏国派了二路大军来灭亡中山国。
一路由大将乐羊率领的魏军借道赵国，由赵之晋北领地经“飞狐陉”而入中山，围攻中山国都城“顾”，而且乐羊还在“顾”城外围修筑乐羊城，以做长期围城的打算；另一路由河西守吴起率领，从中山国西南的“井陉关”入中山与乐羊会合。
中山武公坚决不投降，率军抵抗了三年，期间还抓了乐羊的儿子，中山武公为使乐羊退兵，“悬其子以示乐羊”，不想乐羊并不就范，并且“中山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啜之，尽一杯”，颇有后世刘邦的风采。
三年后，中山国已不能支持，只能开城投降。
中山国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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