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九年（1804）冬的一天，在广州的巡抚衙门里，巡抚孙玉庭神情凝重。此时的孙玉庭已由广东巡抚调任为广西巡抚，且即将赶赴北京紫禁城觐见嘉庆皇帝，本来心情应该是愉悦欢快的。缘于一个多月前，有人从潮州府潮阳县远道而来向督抚衙门控诉了一宗案件。接过案子的孙玉庭意识到案情的严重性 ，立刻提笔书写奏折，向嘉庆帝言明因案情重大需亲赴潮州审办而暂缓入京觐见。嘉庆帝批阅奏折时勃然大怒，传旨军机大臣要求孙玉庭细心查办，结案后火速回报。至此，一宗刻意积压、隐瞒不报的乡村积年械斗伤亡多人的重大案件，终于浮出了水面。
潮阳县之西十余里的梅花、金浦二乡，郑姓族人聚族而居；再过二十里的和平乡，则是以马姓族人为主的多姓聚居村落。梅花、金浦附近的双髻山（曾山）与和平附近的龛山港，是这三个乡里乡民平日里上山砍柴、下海捕鱼的公共地方。平时乡民偶有争执，也都相安无事。到了嘉庆七年（1802）五月时，和平乡民马娘仔在双髻山上与郑阿营砍柴相争发生冲突，争斗时不幸被郑阿营、郑阿党勒死并抛尸。其后郑阿营约会梅花、金浦二乡的族人，严禁和平乡民进入双髻山砍柴。和平乡的马阿仕闻知后，也要求全乡和邻族的人不许梅花、金浦的乡民到龛山港捕鱼。自此三乡结怨，彼此间为了争夺山港渔樵，械斗不停。
随着械斗的持久，双方的姻亲被迫断绝了往来。嫁往和平乡的妇女庄郑氏，因日久思家私下里回郑姓娘家探视亲人，被马阿仕知道后中途截杀。郑阿营和马阿仕又纠合乡人，双方互相掳人勒赎，坐地起价，牟取钱财。由是双方诉讼不断，双方的乡绅亦袒护乡人，包庇案犯，阻差办公。知县派遣差役到乡捉拿案犯，乡绅都事前通知案犯潜藏，并以案犯出逃不准差役进乡搜捕，差役见人多势众畏惧不前。郑姓族人更是延请惠来县讼棍监生朱秉伟包揽了梅花、金浦二乡的诉讼，捏造衅由掩盖案情。在二年多时间里，双方先后械斗致死164命，总共命案正凶就有163名。
由于差役进乡办案面临阻力，知县李树萱初始尚能认真对待，受阻之后便把案件积压、瞒报，一拖再拖，不了了之，使得郑、马二姓的死者亲属有冤难申，而令死者含屈，凶徒逍遥法外。直至嘉庆九年，和平乡的死者亲属马世敬等人远赴广州督抚衙门告发，这宗积压了二年多的郑、马二姓械斗重案才引起了孙玉庭的高度重视，旋即批示惠潮嘉兵备道员吴俊率先带队到潮阳认真调查，严肃惩办。
吴俊于十月初进驻潮阳后，率同潮州知府陈镇、新任潮阳知县杨桂荫在双忠祠举行了祭祀仪式，开始了案件的督办。经查阅卷宗和调查问讯，郑、马二姓械斗确认的案件总共57起，其中56起为命案，经县衙通缉的命案有44起，尚有12起命案未经通报，共涉及53条人命。原来，李树萱因命案过多，难以破案，为了逃避责任，把这12起命案的卷宗藏匿积压。收到督抚严查的批示后，为了规避处分，将有的命案混淆到其他命案，谎称案已通报；有的命案则捏造成案犯病故或出逃；有的命案则假称案中并无其人，是亲属报假案；有的命案则以双方不愿构讼已自行私了，意图销案。
新任知县杨桂荫来县衙与李树萱交接工作时，所有此次械斗命案的报呈李树萱都不移交，被其私自携带，致使杨桂荫无法展开案件的侦查。待到吴俊亲临县衙督拿，再经杨桂荫追讨，李树萱才无奈地交出报呈。凭借着报呈、卷宗，吴俊锁定了案犯，开始带领差役到三乡办案，起初部分凶徒竟敢纠众持械抗拒，殴打差役，最后在吴俊的强力追捕下，捉拿了相关的案犯480余名。
嘉庆帝接到案件的审办报告后，对于李树萱懒政怠政和积压瞒报重案的不作为非常的愤怒。孙玉庭虽已将李树萱革职和判处发配新疆伊犁充当苦差，但还是难消嘉庆帝心中的怒火，认为量刑太轻，命令孙玉庭迅速派兵小心押解李树萱到北京刑部严审。刑部复审后，判处将其枷责后发配伊犁。嘉庆帝还不满意，亲自判处道：“李树萱，竟当永远枷号（终生戴着沉重的木枷在公共地方示众），转毋庸发往伊犁。著交步军统领衙门派营员严加看守，在南城等处枷号示众，以为地方官庸怯无能，讳命纵凶者戒。”
其实，早在嘉庆八年（1803）时，曾任潮州知府的广东布政使康基田对李树萱进行政绩考核时，就认为其能力不适合管理潮阳这种政务繁琐的地方，建议巡抚瑚图礼将其调任。不料李树萱没能等到调任那一天，就已东窗事发，身陷囹圄，锒铛入狱，实属罪有应得。嘉庆帝还对其他的官员作了处分：知府陈镇在任数年，并未察觉此案，被革职听候发落；现任知县杨桂荫接任以来，未能及早发现问题也被惩治，并追究前任督抚等人的领导责任。
到此，郑、马二姓械斗的重案完结于公堂之上，部分潜逃外地的案犯此后也相继落入法网。然而双方乡村也由此结下了心结，积下了仇恨，失去了和睦，不时的还有争斗、劫掳事件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双方又发生的一起掳人勒赎案子里，知县张深进入梅花乡上园逮捕案犯时，被刺身亡，让人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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