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九年(1804)冬的一天,在广州的巡抚衙门里,巡抚孙玉庭神情凝重。此时的孙玉庭已由广东巡抚调任为广西巡抚,且即将赶赴北京紫禁城觐见嘉庆皇帝,本来心情应该是愉悦欢快的。缘于一个多月前,有人从潮州府潮阳县远道而来向督抚衙门控诉了一宗案件。接过案子的孙玉庭意识到案情的严重性 ,立刻提笔书写奏折,向嘉庆帝言明因案情重大需亲赴潮州审办而暂缓入京觐见。嘉庆帝批阅奏折时勃然大怒,传旨军机大臣要求孙玉庭细心查办,结案后火速回报。至此,一宗刻意积压、隐瞒不报的乡村积年械斗伤亡多人的重大案件,终于浮出了水面。
潮阳县之西十余里的梅花、金浦二乡,郑姓族人聚族而居;再过二十里的和平乡,则是以马姓族人为主的多姓聚居村落。梅花、金浦附近的双髻山(曾山)与和平附近的龛山港,是这三个乡里乡民平日里上山砍柴、下海捕鱼的公共地方。平时乡民偶有争执,也都相安无事。到了嘉庆七年(1802)五月时,和平乡民马娘仔在双髻山上与郑阿营砍柴相争发生冲突,争斗时不幸被郑阿营、郑阿党勒死并抛尸。其后郑阿营约会梅花、金浦二乡的族人,严禁和平乡民进入双髻山砍柴。和平乡的马阿仕闻知后,也要求全乡和邻族的人不许梅花、金浦的乡民到龛山港捕鱼。自此三乡结怨,彼此间为了争夺山港渔樵,械斗不停。
随着械斗的持久,双方的姻亲被迫断绝了往来。嫁往和平乡的妇女庄郑氏,因日久思家私下里回郑姓娘家探视亲人,被马阿仕知道后中途截杀。郑阿营和马阿仕又纠合乡人,双方互相掳人勒赎,坐地起价,牟取钱财。由是双方诉讼不断,双方的乡绅亦袒护乡人,包庇案犯,阻差办公。知县派遣差役到乡捉拿案犯,乡绅都事前通知案犯潜藏,并以案犯出逃不准差役进乡搜捕,差役见人多势众畏惧不前。郑姓族人更是延请惠来县讼棍监生朱秉伟包揽了梅花、金浦二乡的诉讼,捏造衅由掩盖案情。在二年多时间里,双方先后械斗致死164命,总共命案正凶就有163名。
由于差役进乡办案面临阻力,知县李树萱初始尚能认真对待,受阻之后便把案件积压、瞒报,一拖再拖,不了了之,使得郑、马二姓的死者亲属有冤难申,而令死者含屈,凶徒逍遥法外。直至嘉庆九年,和平乡的死者亲属马世敬等人远赴广州督抚衙门告发,这宗积压了二年多的郑、马二姓械斗重案才引起了孙玉庭的高度重视,旋即批示惠潮嘉兵备道员吴俊率先带队到潮阳认真调查,严肃惩办。
吴俊于十月初进驻潮阳后,率同潮州知府陈镇、新任潮阳知县杨桂荫在双忠祠举行了祭祀仪式,开始了案件的督办。经查阅卷宗和调查问讯,郑、马二姓械斗确认的案件总共57起,其中56起为命案,经县衙通缉的命案有44起,尚有12起命案未经通报,共涉及53条人命。原来,李树萱因命案过多,难以破案,为了逃避责任,把这12起命案的卷宗藏匿积压。收到督抚严查的批示后,为了规避处分,将有的命案混淆到其他命案,谎称案已通报;有的命案则捏造成案犯病故或出逃;有的命案则假称案中并无其人,是亲属报假案;有的命案则以双方不愿构讼已自行私了,意图销案。
新任知县杨桂荫来县衙与李树萱交接工作时,所有此次械斗命案的报呈李树萱都不移交,被其私自携带,致使杨桂荫无法展开案件的侦查。待到吴俊亲临县衙督拿,再经杨桂荫追讨,李树萱才无奈地交出报呈。凭借着报呈、卷宗,吴俊锁定了案犯,开始带领差役到三乡办案,起初部分凶徒竟敢纠众持械抗拒,殴打差役,最后在吴俊的强力追捕下,捉拿了相关的案犯480余名。
嘉庆帝接到案件的审办报告后,对于李树萱懒政怠政和积压瞒报重案的不作为非常的愤怒。孙玉庭虽已将李树萱革职和判处发配新疆伊犁充当苦差,但还是难消嘉庆帝心中的怒火,认为量刑太轻,命令孙玉庭迅速派兵小心押解李树萱到北京刑部严审。刑部复审后,判处将其枷责后发配伊犁。嘉庆帝还不满意,亲自判处道:“李树萱,竟当永远枷号(终生戴着沉重的木枷在公共地方示众),转毋庸发往伊犁。著交步军统领衙门派营员严加看守,在南城等处枷号示众,以为地方官庸怯无能,讳命纵凶者戒。”
其实,早在嘉庆八年(1803)时,曾任潮州知府的广东布政使康基田对李树萱进行政绩考核时,就认为其能力不适合管理潮阳这种政务繁琐的地方,建议巡抚瑚图礼将其调任。不料李树萱没能等到调任那一天,就已东窗事发,身陷囹圄,锒铛入狱,实属罪有应得。嘉庆帝还对其他的官员作了处分:知府陈镇在任数年,并未察觉此案,被革职听候发落;现任知县杨桂荫接任以来,未能及早发现问题也被惩治,并追究前任督抚等人的领导责任。
到此,郑、马二姓械斗的重案完结于公堂之上,部分潜逃外地的案犯此后也相继落入法网。然而双方乡村也由此结下了心结,积下了仇恨,失去了和睦,不时的还有争斗、劫掳事件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双方又发生的一起掳人勒赎案子里,知县张深进入梅花乡上园逮捕案犯时,被刺身亡,让人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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