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妙艳
揭阳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2200多年的建制史，是岭南古邑之一。秦并岭南，设三郡，“揭阳”为其中南海郡的四个属县之一。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国，岭南重归汉朝版图，揭阳县得到重新确认。根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揭阳县，已有一些乡村形态的聚落出现，其分布从近江的低坡、低丘逐步向平原地区推进。
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而且漫长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作为濒临南海的地区，揭阳从未停息过兵燹战乱，以及以台风为主，水、旱、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不绝如缕的袭击，加上因为僻处边陲，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人口繁衍速度迟缓，因此乡村发展也相应迟滞，而且建设水平也一直在低层次上徘徊。乃至到了清朝前期，除了部分经济较好从而有了一定数量真正意义的建筑物外，大部分乡村的住宅，都还是简易的草木构筑物。正因为这样，许多村庄都以“寮”为名。这是翻开地方志而可一目了然的。“寮”可以说是康熙以前许多乡村的形象写照。由于康乾时期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以及近代以后手工业发达的推波助澜，乡村建设才真入“全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质变，也才有了“乡里”与“寨”的频繁出现，而且有些还发展为聚落众多、人口众多的片村——即“龙”，如“邹堂龙”、“桃山龙”一类的大型乡村。成了今人认识的传统村寨形象。村落规模扩展与人口数量的飞跃，是建国以后的事情。
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存古村落，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遗物。而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包括揭阳乡村在内的潮汕历史乡村，是嘉靖版《潮州府志》，其卷八《杂记》专门置有“村名”一目，是本境已知关于村落的最早完整信息。那些以“都”为单位记录的揭阳县、惠来县以及潮阳县水都、黄坑都（即今普宁市境）的乡村，就是今日揭阳最早见之记载的古村落。其数量远远不及现有乡村的十分之一。好像这个“名单”里面，属于今普宁境乡村的，有属水都的安田、莲塘、旱塘、果塘、尖陇五村，属黄坑都的昆头山、棉湖（后割入今揭西）、安仁、竹浦、赤窖、洪山六村。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当时那些“村”有行政村、自然村之分，但从其现状推测，所记录者或即类似今日所称的“行政村”。这一历史信息显示：迟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揭阳实际成“村”的村落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寨”愈是难得一见，属于凤毛麟角。
到了乾隆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垦荒，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生产技术加上，以及蔗糖夏布生产的发展等，揭阳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急剧上升，“村”的数量也多起来了。好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所编的《揭阳县志·都图》中，渔湖都已“为村六十有七”，桃山都“为村一百零四”，地美都“为村五十五”。其中有些“村”，其实已是“龙”，即片村的形态了。然而这些见载县志的“村”，有不少在咸丰以后由于匪患、疫病荒废了，像地美都（即今地都镇和炮台镇东部西溪以东地区）沿桑浦山部分的铁场、洋中、陈鹅、金厝寮、碑头、下埔、坑员、翁厝寮等等，就都在建国之前消亡了，仅仅留下一些残址。当时“记录在案”而存下至今，乃至发育成大村的，大概占其记录的三分之二。然而此消彼长的情况也有，即是咸丰之后，虽然处于山内防护力量薄弱的部分乡村急剧消亡，但是平原经济发达地区的新村却也迅速增建。像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修《揭阳县志·都图》中，就记载了棋盘乡、新桐坑乡、梧岗里以及墟埔、刘厝寮、张厝围、店前围、溪南山村、月山村，“都嘉庆以后续建者”。此外，还有甲东里“邑绅郭升裕于同治十年新建”等。这些光绪以前所建的村落，也都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乡情，也都可以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村落”。其中有的如甲东里，甚至已被评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
乾隆以前的村落，大凡以厝、寮、里、乡、村命名，至乾隆以后，“围”、“寨”——即建有防护功能围墙的村子，由于治安需要迅速出现，其中“围”以蓝田都（今北河东岸地区）为多；“寨”以霖田都（今揭西县）为多，几占三分之一的份量。因此村称围、寨的也就多了起来。这是特定时期社情在村落建设上的反映。
建国以后，历史村落除了少数因为水库建设、机场等大型工程需拆除外，再也没有“自然流失”的情况发生，但是新增乡村数量也很有限，大部分是在原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已。故此，现在揭阳全市2000多个村（行政村）中，大部分是古村落“传统村寨”。只是其中部分因为部分旧屋的改建，以及空隙地新屋的增建，改变了原来风貌；有的则因居民大量搬出成为“空壳村”后，缺乏养护正加速荒废。所以揭阳“传统村寨”虽然存量不小，但是很大部分“质量”正迅速下降，加以有效保护利用，逼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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