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审美追求的路上 ——黄少青采访激夫先生

（2012年11月）

黄少青：激夫院长你好，作为岭东书画院院长，你的书画艺术造诣，早就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数十年来你在书画艺术的王国勤奋不懈修成的“正果”。据此，你能不能谈谈你的从艺经历，也谈谈你的人生，谈谈你刻骨铭心的一些往事，让我们分享你曾经品尝过的艰辛和欢欣？

激 夫：我从小（十岁左右）就迷上了书画，是自发性的。那时候物质匮乏，学写字没有纸张，我便拿毛笔蘸清水，在地砖上练习。这是“穷则思变”的办法，但有好处，一开始我便学会悬肘写字，打下了写大字的基础。上个世纪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我十三岁，这点本事派上了用场，到居委会去写大字标语。有一件事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与一个大人和一个大学生在居委会给群众写对联，我的字最受欢迎，大家都称赞我写得好，“龙飞凤舞”，使那个大人和大学生的场面有些冷落。一日大学生问我：“阿弟，你的字是学什么体的？”我一愣，不知道“体”是什么，只好反问他：“哪你是什么体？”大学生有些诧异：“怎么，你看不出来？我这是柳体呀。”回到家里，一问母亲，才知道写字真的是有“体”可学。我母亲开始向亲友借来一些字帖供我临习。自此，我一发不可收拾。1958年末，我十四岁，报大了两岁，进工厂当了工人。每月领到的工资是十三元伍角，我全数交给母亲，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加班的夜餐费。打铜街有间古旧书店，一般最旧最破的字帖和画册每本只需要两三分钱，我的夜餐费就专去那里挑这些便宜货。几年后我积下的字帖和画册已经达数十本之多。它们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顿悟，对书画艺术的真谛，也进入了深层的体验。1976年初广东省举办书法展览，揭阳县送展的作品很多，经过省里筛选后，只入选了五件，我一个人就占了三件，到正式展出时，则只剩下我一件，说来这与我积累的旧字帖就不能没有关系。

我还记得“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榕城书画学会在城隍庙夫人厅举办首届书画联展。夫人厅的上方有一块大匾，很旧很脏，必须遮盖住。负责布展的林楚霖老师等人就把我从工厂叫去，让我在拼贴好的图画纸上书写“书画联展”四个大字。我当场抓起一块抹布，饱蘸墨汁，蹲向地上，使足气力写起来，每个字都大逾一平方米。围观的人纷纷叫好。我写到“联”字时，觉得背后有人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扭过头一看，是个长者。他说：“后生仔，我是郭笃士。你的大字写得好，有劲气。”对学问渊博的郭笃士先生，我早就充满景仰，想不到他老人家突然间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又兴奋又激动。自此，我成了郭笃士先生的座上客，经常从他那里获得了有关诗书画要眇的启示。再后来，尤其近二十年来，我先后到过十多个省份去举办个人书画展，与天下名家的交往更加广泛，那么多亦师亦友的关系，使我受益无穷，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其中除了当代大书家大画家王学仲先生，我们潮籍的刘昌潮先生、谢海燕先生，也是我深深铭记的。同样重要的是，近二十年来，我真正如古人所说，“行万里路”，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什么黄山呀泰山呀，等等，我都登临过，盘桓过。我亲手抚摩过历史上许多被时间和风雨洗刷过的名碑石刻，与它们进行精神的交汇和对话。而面对大自然雄奇峻伟的真山真水，渐江那种“敢言天地是吾师”的大审美气魄，我也有强烈的感受，并且每每在胸中激荡盈溢着一种至大至刚的正气，情感得到净化和升华，也提高了境界。所以近二十年来，我的书画创作能够在许多全国性的平台上展示并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如2005年由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大型书画展，我的作品获奖并入选《中华当代艺术家作品展获奖作品集》，2007年全国首届道教书画大赛，应征的稿件二万多，我的作品也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实非没有来由。那一次我携夫人一起上京领奖，并且将作品在北京展出后拍卖所得的一万多元，全额捐给了孤儿院。

我从小对书画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大约有一个客观因素也不能不提到。解放初期，我家族的长辈从天津购买了大量的名家字画回来，足足有三大箱百余幅那么多，后来陆续送人，剩下了三十多幅。这些字画有的可能是清宫藏品，很珍贵。我就看过有大书法家王文治写的字，当过代总统的徐世昌写的字，还有慈禧写的字，等等。这些名家字画小时候对我的影响，可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一辈子进行审美追求的种子。“文革”期间，因怕惹祸，我家族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把它们全部抛入了滔滔的榕江水，并用竹竿使劲使它们沉下去……至今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令人无限惋惜。

黄少青：你的书法艺术，具沉雄大气的表现力，显见渊源于碑学，虽然你也能写得秀挺利落，透露出了对于帖学的浸淫，但碑学应是基质。我感兴趣的是，以你温文尔雅的性情和气质，却钟情于碑学的强悍，而且并不因此而构成内在性与外化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而是获得了合目的性的和谐，这对于所谓“字如其人”的审美观念，似乎有点颠覆的意味。对此，你是如何解释或者评价自己的？

激 夫：七年前，我出版画集，在自序中我写道：“我信奉诗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故数十年来把玩这些东西当作是我人格的反映。学古人、学今人都按照我的意愿去流露。久而久之，仿佛有了自己的面目。要想提高作品的境界，且先提高为人的境界。姜白石说：‘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最后须时出新意。’”真是谈何容易。但书画这东西，说“如其人”，也不必理解得那么绝对。有时候，这些东西与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的情感状态和创作状态有关，不可能没有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有时候可能比较显著，有时候则不十分明显。观众的鉴赏品评，往往因人而异，可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体察并不完全一致，诚如古人所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黄少青：古人所谓“书画同源”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存在争论。我则认为，书法与中国画，由于使用工具都是毛笔，如果说它们彼此没有关联，没有相通性，恐怕并不符合事实。比如，观你的中国画作品，我就感到，你的行笔运线，是蕴含着书法韵律的，有着明显“以书入画”的迹象，因此，同样张扬着一种碑学的笔意和气概。我的感觉对吗？

激 夫：我玩书画玩了几十年，最深刻的体会是“线条美”的问题始终是书画艺术的关键所在。从笔线的运行，可以看出你在书画艺术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是幼稚还是老辣，这是瞒不过的。古人认为书画艺术追求的是“技进乎道”的境界，我这几十年走来，以至今后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书与画，严格来说，表现形式不可等同，但在笔线的运行上，它们确实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和互渗性。近十年来，不论书画，我的自觉追求就是于落笔的瞬间，要使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都能体现我的“审美”意志，要“笔不虚发”，“笔达心意”。线里面的精、气、神，理、韵、趣，都应该同时是自我思想境界的依托和外化。书画用笔的所谓“八要”，即“要意、韵、趣、力”，“要稳、准、狠、活”，都必须得到较好的落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加深，我在书画艺术个人化表现方面，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内心世界渐渐有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的一点禅意在荡漾。

黄少青：就绘画而言，自然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具有技术性操作的东西。但，中国画的特殊，还在于其内在品质非常需要学养的支撑，而且这往往会影响到作品的格调和品位，但这方面恰恰是你所注重的，你的诗文修养很好，足以说明这一点。据此，你可以就诗、书、画三者的关系问题，谈谈你的看法吗？

激 夫：中国画在传统上形成了许多程式化的表现形式，这给了人以依样画葫芦的方便，所以现在能画几笔兰草竹石的人真是太多了。但这与中国画实质的艺术要求，恐怕是有距离的。古人说过“术非儒不精”。苏轼则说王维的画是“画中有诗”。我想，这都可以理解为他们强调的是绘画背后不能缺乏诗文的修养和学问的底蕴。我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15岁时，我便开始下苦功学习诗文，学习古典文学。中国画就其狭义而言，似乎指的应是到了元代才真正得到确立的“文人画”。在这个意义上，诗、书、画（或也包括“印”）在画面上的交汇融合，往往构成了有机的生命形态，具有妙不可言的审美特质和审美效果。因此，画中国画如果缺乏诗文的修养，没有一定的学问垫底，难免是一种缺憾，将不可能企望达到较高的境界。我自己在这方面，因早年下了苦功，所以有点好处，我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即情即景作诗；一幅画画好后，也是这样，把自己的诗题上去，就丰富了画面的文学性和文化含量。记得我以前画过一幅梅花图，在画上题了自己作的一首“水调歌头”，该画在汕头展出时，刘昌潮先生十分吃惊，以为我还有这么一手，实属不简单。我后来特意在画外题记写下了“刘公等惊讶此图有自作的水调歌头”这么一句话。我于1993年出版了《激夫诗集》，选入诗词六百首，到现在我作的诗词已经不下二千首。至于对联，我撰写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