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艳文谭｜揭阳学宫广场赋

◆揭阳学宫广场赋

 作者：彭妙艳  

因为广场位于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揭阳的核心区，名闻遐尔揭阳学宫之前，故称名揭阳学宫广场。

 

在历史所建的学宫前面开辟广场，借以纪念孔子，并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在中国揭阳是首创。由大中华国际集团捐资建设的这个广场，虽然面积也就那么一万多平方米而已，但是高台上凌空耸起的“万世师表”牌坊和其后杏坛上孔圣与他的弟子子路、颜回的雕像，以及十二根以孔子生平事迹为题材的文化石柱，花岗岩石雕刻的孔教书卷，却把如同日月经天的孔子思想，以及由其春风化雨催生的揭阳文化，表现得伟岸壮美，精致典丽。它所展示的、象征的就是“与天地参”的文化精神。唯有这样的文化平台，才称得上“南国圣域”。

揭阳学宫创建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元、明、清乃至建国以来，屡有重修与扩建，它的占地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各种配套功能祠庙如明伦堂、文昌阁等齐全，是全国现存的最大规模府、县级学宫，在全国同类古建筑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目前，正在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从创建以来，全国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在学宫登坛讲学。宋代的陈圭、洪天锡，元代的周伯琦、明代的季本、林大经、高攀龙，清代的陈树芝、阮元、李星辉等，他们的踵武相接，推波助澜，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培育起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异军突起的榕江学派，但由学宫放射出的学术明星，却布满神州的太空。曾经被视作南荒之地的揭阳，借之而有负“海滨邹鲁”、“多士天下都”的美誉。

从学宫走出的宋人陈希仍，以学富五车而被称为“广南夫子”；黄焕国，以大治汀州而被奉为“闽西生佛”；元代从学宫走出杨宗瑞，以参修《金史》后妃功臣传列而成翰林学士；明代从学宫走出的徐虔和郑旻，以理学成就而为岭南真儒，以善抚诸夷而为西南循吏；清代从学宫走出的郑大进、曾习经，前者以军功累擢直隶总督，后者以工诗而成为词坛巨擘。这些身影曾经投映揭阳泮水的杰人，都以丰功伟绩而彪炳史册。

然而，学宫哺育的精英，又何止上举数例。他如明之“龙山君”黄勋、御史郑一初、“戊辰四俊”郭、黄、宋、辜，清之学者郑匡夏、书家郑其崇、诗人吴日炎、语言学家郭光，他们的道德文章如同郑大进的描绘——“岭海都为增色”！

揭阳历代精英所开辟创造的事业，所营造积累的精神遗产，是国魂、是乡魂，是岭南水城揭阳永远的光荣和潜力。揭阳学宫，因为这些精灵而文光不减；因为这些精灵而文气久盛；因为这些精灵而文脉绵长。辟建学宫广场，正是为了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让古贤今人在超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中，使文化之乡的传统，借助与时俱进的方式，没有间断地传承与弘扬。如同市区南北两河的流水，滔滔不绝，浩荡东流。

一座出自惠安能工巧匠之手的“万世师表”牌坊，在潮汕不乏石制的牌坊，而在规模上刷新了粤东地区石制牌坊的记录。匾额既为广场点题，也营造广阔深邃的思想空间，引发游人对于先贤的景仰。文化的打造使石头有了生命，它所要揭示的是：孔子以及由他创造的儒学，好像烈火中的凤凰。凤凰之生极度辉煌，凤凰的涅槃也极度壮烈。熊熊烈焰中凤凰燃尽了自己，火焰中凤凰获得了新生。这火凤凰就是伟大的孔子，孔子宛似浴火永生的凤凰。

姑且抛开流传久远的神话，打开记录人世风云的历史教科书，人们可以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孔子的思想几经劫难，却难以阻止它从劫难中走向辉煌，这与凤凰由初生于涅槃，又由涅槃转为新生何其相似！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儒教几近毁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教成为一统天下的思想，而且持续二千多年。而在二十世纪初，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横扫。“孔家店”又几乎被推毁殆尽；而至三十年代，又有大批文化人提出以“传统文化”救国。而今，当西方文化正悄然蚕食我们的民族文化价值观，保护文化安全又成为一国策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潮又奋然涌起，方兴未艾。这个重要文化反弹、复归的现象。以中国特色为依皈，由此可证儒家传统文化的魅力。如同诗人臧克家在一首诗中所写：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是一种永生，精神的永生。

作为现代文化广场，它所体现的某些“要素”，往往是史无前例。这就是“原创”。把孔子的思想精华，用石雕书卷的形式，展示于今人和后人的眼前，就是揭阳学宫广场的又一原创与特色，即将成为揭阳一个新的文化景观。虽然十二书卷所表现的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但是，夫子的世所公认的重要的论说，已在这里得到体现。对于每一个希望在学习先贤，于修身、处世、问学、和友、为政上有所受益的时人，都应该是受益匪浅。而这也正是书卷设置者的追求。

热情洋漾的诗人，讴歌孔子心中有着永恒的太阳，它炽热灿烂，光芒万丈，惠泽万物。但是，谁也无法状其形，或者言其色；它让人既觉弥远，又感亲近，主要体现于“仁”上。“仁”的学说，是中国传统儒文化的精髓。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而这种重文明、重礼仪的行为与制度，就因为有一个“仁”字在主宰。以“仁”为主干，忠、义、孝、礼等君子人格为枝叶的一整套儒文化思想体系，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当西方世界以“博爱”、“平等”、“自由”人本主义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才刚刚开始时，历史的车轮带着以“仁”为主体的儒文化已转过了两千多个春秋。有谁敢说以人为本不是中国的原产。

“仁”，就是爱人、爱己。“爱人”、“爱己”互为联系，密不可分。仁是崇高的道德标准，但却化解于每一个细节，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一个人只要愿意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就可以把自己塑成一个完美的仁者。

礼，那也是孔子毕生推崇的道德规范。他曾经向颜回解说“仁”的内涵：约束个人的言行使之合乎礼制就叫仁。这就是著名的“克己复礼”的学说。但他又反对把礼看作实用主义的礼仪制度来看待，强调追求礼乐的精神实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悟到只有坚持礼的精神，才能为不断发展的社会提供健康、稳妥的体制。而同时，孔子反复阐述，礼的作用以恰到好处为贵，就是所谓的“礼之用，和为贵”，即以实现社会和谐为目的。

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来说，礼让与谦恭的优良传统不可抛弃。特别是作为长者、尊者，更应该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从而同心同德，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富裕文明的宏伟目标。

德性也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做人必须坚守的品质。他从来都认为德与仁、德与礼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治理国家，要“德礼为本，政刑为辅”；待人处事，要施中庸之道。他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培养所成。所以孔子一直强调修德的重要性，多次强调要做人必须坚持忠信为本，即所谓“不欺者，修德之本”。

对于人伦各个方面的正确处理，孔子有许多真知灼见。他尤其重视孝道的实践。他认为“孝”既是伦理，又是常情，是为人子孙者义不容辞的职责。鸭能反哺，羊能跪乳，况乎沐浴三春之晖的万物之灵长。然而，孝有孝方。孝中有敬，孝之以悦，才是发自内心的血肉亲情。如果人们能登高俯瞰，孝道不仅仅是家庭伦理的一个侧面，还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因为它集中了人性的美好，可以促进、保证社会的有序，人际祥和。假如人们的胸襟再开阔一点，将孝道纳入天地万物之间，这体现的将是泛爱众生的精神。人类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地球。敬养土地之母蕴育的万事万物，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为了子孙万代生存的需要。

书卷虽为石制，但它并不冰冷。孔子的崇高精神，赋予它以温馨。“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关于修身的重要言论。其实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已说过类似的话。至于什么是“伟大的品格”？孔子的看法是：道德文章，齐头并进。他还说过，要“言而有信”，这是与朋友交往必须恪守的信条；“学而时习之”，则是对每一位在学习道路上奋力攀登的人而言，指示他们取得成功的窍诀。“据于德，游于艺”，“吾日三省吾身”，“言忠信，行笃敬”，“松柏之翠，岁寒后凋”。孔子关于修身的名言，灿如繁星。集中起来，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言而有信，自省自励，不惰不怠，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完善与升华，保障事业有成与大成。

作为思想家，孔子不但关注治国施政那样的大问题，同时，也不放过对于世人如何正确处世的引导。孔子说：方正无私，处世之本；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提醒，善于察人，处世之要。孔子认为：出也处世，入也处世。世界是大家的世界，每个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处世之道几乎是所有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孔子作为大儒，他为世人所作的匠心独运的指引，精辟而且管用。

来自闽中大山的十二根大型的花岗石柱，在2008年冬天的一个黄道吉日，深深地植根榕江大地。上方坚挺上昂的斗拱，顶住了无垠苍穹。所谓“顶天立地”，所谓“与天地参”，就是这种表形，它是孔子的形象及其思想的象征。十二根高大巍峨的文化柱，图文并茂，突出特色，表现经典；以其壮观与精美，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典雅。十二根文化柱所表现的是孔子的文化光芒，穿越历史时空，创造和积累了丰厚而持久的中华灿烂文化。取十二这个数字，既为与天干地友暗合，以寓方位，以喻时间，以示循环无限。孔子的思想，跨越时空，影响着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进程。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高不可及之处。而伟大和崇高并不玄虚，柱上镌刻的故事，正是要让孔子的神圣人间化。

孔子的父亲六十三岁时娶母亲为妻，他们结婚好久但没有怀孕，于是父母双双来到尼山的神庙求赐子嗣。回到家里，母亲梦见一仙女骑着麒麟款款而来，对她说：我给你送子来了。母亲发现仙女背后的麒麟背上，果然坐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正待伸手去抱，那麒麟大吼一声，把她从梦中惊醒。后来，她在再次上山答谢神恩途中的一个山洞，生下了孔子。

鲁昭公十九年（～517），孔子师事襄子学琴。襄子是鲁国著名的音乐家，他先弹奏一曲让孔子欣赏，而后授以指法、技巧。有一日，孔子正在练琴，忽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位古人，身长丈二，面黑有威，目光如电，却又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他把这一切告诉了老师襄子。襄子这才告诉孔子，他让孔子练习的正是“文王操”，这表现孔子的琴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鲁昭公二十二年（～520），孔子与学生南宫敬叔一道往东都洛阳拜会道家始祖老聃。他们在参观周王祭祀祖先、举行朝会商议国政及发布政令的宫殿，发现其中一个贴金的偶像上有“三缄其口”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执雌之下，莫能之争”。让他印象异常深刻。此后他常对人说：老聃的良言深深印入我的心中。此后我总是努力做到谦虚谨慎，不固执已见。于是，回到鲁国，闻风而来投师的人比以前更多。

诸如此类的逸事，虽点点滴滴，却构筑起孔子由一个平凡人物，走向世界伟人的历程，把孔子由普通人物，逐渐成长为大成至圣先师的经过，表现得具体、通俗而生动。这就是艺术，就是文化。当这种艺术、这种文化以钢錾雕刻于千年不烂的石头上，顽石便有了生命，它将风雨无阻地引导崇敬孔子的榕江儿女，在今天、明天和未来，孜孜追求孔子开辟的文化天地——那崇高悠远的思想、道德与修养境界。

揭阳学宫是揭阳传统文化的标志，学宫广场是揭阳传统文化的延伸与发展。时空跨越，古今交错。岭南水城文脉与气象，借之而绵绵传承，光大发扬。

于是，揭阳学宫与揭阳学宫广场构成的南国圣域，无疑地将成为揭阳儿女永远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