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出现于东汉，以后各代变本加厉发展，笑话小品于是成为中国通俗、幽默文学的一大类型。
古人的编写笑话小品，在于为了鞭笞、嘲讽、挖苦各种违背善良、优秀的品质、道德的现象。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可能成为受“笑”的对象，而僧人是其中一个组群，贯穿于笑话出现、存在的始终。其表现方式，不胜枚举，主题不一而足。
如隋人侯白《启颜录》的《吃䭔》：
尝有一僧忽忆䭔（蒸饼）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䭔，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吃。食讫，残䭔留钵孟中，蜜䭔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䭔，勿使欠小，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既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泻蜜，揾（蘸）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䭔蜜，见䭔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䭔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䭔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怎么），即吃尽我尔许（这么多）䭔。”弟子即以手于铜孟中取出两个残䭔，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又宋范正敏《遯斋闲览》中《作邀僧夜话诗》：
许义方妻方氏，每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忽一日归，语其妻曰：“独处无聊，得无与邻里亲戚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唯闭户自守，足未尝屡阀（门槛）。”义方咨叹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唯时作小时以适情耳。”义斋欣然命取诗观之，开卷第一篇题云：《月夜招邻僧闲话》。
这一则不是直接写僧人的，但僧人是什么货色隐于不言之中。
再一例，出明人刘元卿《应谐录》。其内容是：
一里尹（乡官）管解罪僧赴戌。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髠其首（剃去头发），改绁（捆绑）已䌇，反绁尹项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髠，对索在项，则大诧惊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刑宇内（四境之内），罔罔然不识真我者，岂独里尹乎！
这笑话，在以里尹之单纯、纯实反证僧人的狡猾、奸诈。
明人浮白斋主人《雅谑》所载《王和尚》一文，则是：
苏州有王和尚，富而还俗。赴优酌，适扮起课先生破衣上，人问曰：“起课甚灵，何以一贫如是？”曰：“被古人说绝了：王和尚有成亲日，起课人无得运时。”王竟逃席去。
所“谑”者是和尚不好好做和尚的勾当被人揭穿。
明张夷令《迂仙别记》中有《忌僧》一则：
公性酷忌僧，口讳僧字，遇诸途，必索水涤目；如狭巷不及避，肩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后服。存馈以诗扇者，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辄掷还曰：“咄，此悔君当自受之。”
对和尚的讨厌，几乎达到不共戴天。
明潘游龙《笑禅录》中《剔灯棒》一则云：
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个世世用不尽的物件，送与宝寺。”寺僧喜而留之，且为加敬。至次早，请问：“世世用不尽的是么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树破帘子云：“此以之作剔灯棒，可世世用不尽。”
贪心的和尚受到戏弄，有口难口，诚然可笑。
明冯梦龙《广笑府》所录的《难为东道》，则讽刺僧人的虚伪：
一僧人，每夏夜赤身坐卧山边，口口念佛，舍身餧（喂）蚊，专求作佛。观音大士欲验其诚伪，乃化作一虎，咆哮来山边，欲其舍身食之。僧人抽身忙起，大叫曰：“今晚撞见这个大客，这个东道如何做得起？”
至于挖苦和尚不劳动，而靠化缘过日子的，愈是常见。清人石成金《笑得好》的一则颇有代表性：
和尚携经一部，饶一副下乡代人家做佛事。忽遇一老虎扑来，和尚惊慌无措，抛铙击之。虎张口接住，嚼碎吞下。和尚更怕，又用经抛去，虎见经来，急转头跑进洞。小虎问曰：“父亲搜山，何来之速也？”虎曰：“好晦气，我遇着一个和尚，只吃了他两片薄脆，他就抛下缘簿来化我，亏我跑得快，不然叫我把甚的布施他。”
著名文学理论家，鲁研专家唐弢在一篇文章里，记及青年时一次和郁达夫一起去拜访鲁迅，鲁迅给他们讲了一个有关和尚的故事，郁达夫大叫“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唐弢的书里这样写：
鲁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一样的呵！’说完就断气了。”
唐弢和郁达夫都很佩服鲁迅所讲这个故事（笑话吧）含义的深刻。
而包括鲁迅在内，历代文人都喜欢以笑话来奚落僧人，丑化这个不劳而获的群体，乍看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原因与关系，但认真一想，特别是以中国读书人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一量，就会觉得其实又不复杂。因为确实有着太多应该受“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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