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出现于东汉,以后各代变本加厉发展,笑话小品于是成为中国通俗、幽默文学的一大类型。
古人的编写笑话小品,在于为了鞭笞、嘲讽、挖苦各种违背善良、优秀的品质、道德的现象。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可能成为受“笑”的对象,而僧人是其中一个组群,贯穿于笑话出现、存在的始终。其表现方式,不胜枚举,主题不一而足。
如隋人侯白《启颜录》的《吃䭔》:
尝有一僧忽忆䭔(蒸饼)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䭔,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吃。食讫,残䭔留钵孟中,蜜䭔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䭔,勿使欠小,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既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泻蜜,揾(蘸)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䭔蜜,见䭔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䭔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䭔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怎么),即吃尽我尔许(这么多)䭔。”弟子即以手于铜孟中取出两个残䭔,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又宋范正敏《遯斋闲览》中《作邀僧夜话诗》:
许义方妻方氏,每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忽一日归,语其妻曰:“独处无聊,得无与邻里亲戚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唯闭户自守,足未尝屡阀(门槛)。”义方咨叹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唯时作小时以适情耳。”义斋欣然命取诗观之,开卷第一篇题云:《月夜招邻僧闲话》。
这一则不是直接写僧人的,但僧人是什么货色隐于不言之中。
再一例,出明人刘元卿《应谐录》。其内容是:
一里尹(乡官)管解罪僧赴戌。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髠其首(剃去头发),改绁(捆绑)已䌇,反绁尹项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髠,对索在项,则大诧惊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刑宇内(四境之内),罔罔然不识真我者,岂独里尹乎!
这笑话,在以里尹之单纯、纯实反证僧人的狡猾、奸诈。
明人浮白斋主人《雅谑》所载《王和尚》一文,则是:
苏州有王和尚,富而还俗。赴优酌,适扮起课先生破衣上,人问曰:“起课甚灵,何以一贫如是?”曰:“被古人说绝了:王和尚有成亲日,起课人无得运时。”王竟逃席去。
所“谑”者是和尚不好好做和尚的勾当被人揭穿。
明张夷令《迂仙别记》中有《忌僧》一则:
公性酷忌僧,口讳僧字,遇诸途,必索水涤目;如狭巷不及避,肩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后服。存馈以诗扇者,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辄掷还曰:“咄,此悔君当自受之。”
对和尚的讨厌,几乎达到不共戴天。
明潘游龙《笑禅录》中《剔灯棒》一则云:
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个世世用不尽的物件,送与宝寺。”寺僧喜而留之,且为加敬。至次早,请问:“世世用不尽的是么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树破帘子云:“此以之作剔灯棒,可世世用不尽。”
贪心的和尚受到戏弄,有口难口,诚然可笑。
明冯梦龙《广笑府》所录的《难为东道》,则讽刺僧人的虚伪:
一僧人,每夏夜赤身坐卧山边,口口念佛,舍身餧(喂)蚊,专求作佛。观音大士欲验其诚伪,乃化作一虎,咆哮来山边,欲其舍身食之。僧人抽身忙起,大叫曰:“今晚撞见这个大客,这个东道如何做得起?”
至于挖苦和尚不劳动,而靠化缘过日子的,愈是常见。清人石成金《笑得好》的一则颇有代表性:
和尚携经一部,饶一副下乡代人家做佛事。忽遇一老虎扑来,和尚惊慌无措,抛铙击之。虎张口接住,嚼碎吞下。和尚更怕,又用经抛去,虎见经来,急转头跑进洞。小虎问曰:“父亲搜山,何来之速也?”虎曰:“好晦气,我遇着一个和尚,只吃了他两片薄脆,他就抛下缘簿来化我,亏我跑得快,不然叫我把甚的布施他。”
著名文学理论家,鲁研专家唐弢在一篇文章里,记及青年时一次和郁达夫一起去拜访鲁迅,鲁迅给他们讲了一个有关和尚的故事,郁达夫大叫“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唐弢的书里这样写:
鲁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一样的呵!’说完就断气了。”
唐弢和郁达夫都很佩服鲁迅所讲这个故事(笑话吧)含义的深刻。
而包括鲁迅在内,历代文人都喜欢以笑话来奚落僧人,丑化这个不劳而获的群体,乍看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原因与关系,但认真一想,特别是以中国读书人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一量,就会觉得其实又不复杂。因为确实有着太多应该受“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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