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把本土历史名人，按时间先后分为两组，叫“前八贤”、“后八贤”。“前八贤”是唐宋时人；“后八贤”则全是明朝人。揭阳郭之奇是“后八贤”之一。
凡列入“乡贤”者，都有某方面的突出之处。明代状元林大钦，曾对“潮州八贤”即“前八贤”逐一推介过。“后八贤”好像就还没有专文“点评”。清末李星辉编《揭阳县续志》，倒是以诗歌的形式称颂过“揭阳八公”，郭之奇是被称颂的“八公”之一。
对于历史名人的评价，由于评价者的立场观点，以及占有的文献资料不同。所以，见智见仁是常有的事，甚至于还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对郭之奇也一样。在我接触到的南明史料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是对郭之奇道德文章予以否定的。当然，充分肯定的还是占大多数。为什么会对同一个人而意见如此相左？焦点在郭之奇的死因，一些人以为他被捕后变节降清，为清所杀；一些人以为他被捕后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清乾隆中追封郭之奇为“忠节”，是出于朝廷的盖棺之论，当然，凭此也就完全可以确立郭之奇作为“忠臣”与“乡贤”的地位了。
也就是说，尽忠朱明王朝，构成了郭之奇作为乡贤的重要条件。
作育、选拔人才的贡献巨大，也是郭之奇作为乡贤的另一重要原因。他曾于崇祯十四至十六年任福建提督学政，在这几年间，他“矻矻铸人于八闽。”其中十五年“门下士中式五十余人”，十六年，“捷南宫者十八人，俱先生门下士”，“闽闱”之盛，前所未有，而且士子中后来不少成为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文学家。正因为如此，在福建士林，他有很高的知名度。
著作之丰、艺术建树之高，也是郭之奇可以入“贤”的重要方面，一部《宛在堂诗集》，收诗词近3000首，加上《稽古篇》55卷，以及其他著述，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完全不夸张。而且，其诗文风格鲜明，无论前期的秀丽雅致，还是后期的雄健豪迈，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不独在揭阳、潮州、就是在岭南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整个明朝，潮籍文化人不少，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达到郭之奇那样的高度的，委实不多。
概括起来，郭之奇确实属于德才兼备那样一类人物。当然，在那个动乱的特定时期，郭之奇的一些弱点，也有所暴露，在政治上，他卷入了党争，加剧了南朝政权的内耗，在文学上，他的作品不少流于草率与粗糙，在史学方面，他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见解，这是那个多事之秋的客观所造成的，倘如假以较长的安定生活，可以肯定，他的成就可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得多。我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其人其文，就不会对之求全责备。
作为乡贤，郭之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历史人物，郭之奇是比较高的。虽然在清初编修《明史》时，因为朝廷对他的评价还没有出台，所以在人物传中没有他的名字，但以其累官级别之高，以其就义之英勇悲壮，以其道德文章之知名四海，他实实在在应当是一位国家级的历史名人。对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和具有较大意义的。
明末清初，有王夫之、黎士弘、温睿临、李世熊等为郭之奇写了传记。至民国时期，饶宗颐先生更为之撰著了长达五万余言的年谱，但严格意义的研究，则暂付厥如。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榕城郭伟忠先生这部即将出版的《郭之奇研究文集》，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尽管这部新著还不规范，还不系统全面，也还不深刻，但一位基层业余学者，能够做到这一步已很不容易，这就是我不揣浅陋乐于为之作序的缘由。
郭伟忠先生从总论、时间、地点、著作、人物、事象几个层面来研究这位潮汕先贤，很有新意。这是一个近乎全方位的构架，有利于多侧面地展示历史人物的事迹、思想、精神风貌，给读者以相对全面的了解。但是，纵深发掘显然不够，重点问题的揭示剖析也浅尝辄止，这些使这部文集的缺乏深度。至于采用崭新的研究方法，得出崭新的科学结论，显然也还不具备。但是，如前所述，条件限制，我们没有必要过高地要求著作者。
郭伟忠先生是一位热心的地方文史爱好者与研究者，他的勤奋是有口皆碑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他以六七十岁的高龄和有限的外援情况下，敢为人先地启扣郭之奇这一潮学研究的大课题的大门，其精神难能可贵，尽管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还不十分振聋发聩，但是，对激发、带动热心乡邦人文的学人来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其社会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我相信。因此，作为同好，当我结束这篇序文的时候，顺便对其致以衷心的敬意。
附识：这是1999年秋天所作的一篇旧文。偶然重读，颇有感触，乃重予发表，借之对热心地方文化研究的已故学者郭伟忠先生表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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