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而心理学所关注的则是人类的心理过程和行为。随着两个学科的发展，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语言的获得和发展有其生物及心理基础，而心理学家则发现通过研究语言可以洞察人类的心理活动。心理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产生了心理语言学这一交叉学科。随着认知科学的深入发展，心理语言学已经成为包括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和神经科学众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前沿学科。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主题涉及语言的感知与理解、语言的生成、语言获得、语言发展与丧失，以及语言的生理和神经基础等。从国内学者论文发表情况来看，我国心理语言学学者研究的课题涉及语言的产生、语言的理解、儿童语言的获得与发展、语言障碍、语言与其他认知过程、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等。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发展，这些课题的研究又在不同层次上与“语言的脑机制”研究有所结合，从而形成了从言语行为到认知心理，再到神经生理的更为完整的研究过程。
在心理语言学这一学科中，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研究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内从事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而最早从事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研究则的是心理学研究者。心理学界有两个子领域的研究者在进行儿童语言发展与获得的相关研究，一个是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也称儿童心理学）的学者；一个是心理学和语言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心理语言学的学者。儿童发展心理学以儿童的心理发展为研究对象，而心理发展的研究离不开语言发展的研究，因为语言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过程，是心理发展的一部分。儿童语言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儿童意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儿童语言的发展以心理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同时，语言的发展也会促进儿童心理活动的发展。而且在研究儿童智力发展时，儿童发展心理学把语言发展看作智力发展的一个方面，通过研究各个年龄段儿童语言理解和产出的能力对儿童智力的发展进行评估。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受到儿童发展心理学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生理发育正常的儿童都能在出生后四至五年内未经任何正式训练而顺利地获得听、说母语的能力，其发展的速度是其他复杂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不可比拟的。（李丹主编，《儿童发展心理学》，1987）因此，通过对儿童语言获得的研究可以为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提供依据，为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提供资料。（同上）心理语言学研究儿童语言获得主要是从个体言语发生和发展的角度探讨语言的心理过程。（朱曼殊、缪小春，《心理语言学》，1990）因此，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心理语言学研究者关注儿童是怎样理解和产出母语的，理解和产出母语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同上）“从语言获得角度来讲，心理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分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在各个阶段儿童语言的不同变化。”（靳洪刚，《语言获得理论研究》，2015）心理语言学还要探索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及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寻找儿童语言发展每个阶段的特征以及语言获得的机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67年，这一时期主要是由心理学方向的研究者积极响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对文字、语言教育本土化议题进行探索；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可称为恢复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可称为蓄势待发期，无论是软件和硬件都在这个时期逐渐到位，为之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第四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至今，这一时期研究发展迅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全面拓展，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得以应用，在国际学术界也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这一时期，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吴珏：《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党史频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925135.html）]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扫除文盲运动、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在党和政府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内的心理学研究者们纷纷响应，围绕这些主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这场文化运动积极提供实证证据和建设性意见。尤其是随着心理学刊物《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创刊，国内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心理语言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展机遇。
汉字认知是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一批学者对汉字认知的研究，对推动汉字简化以及书写由直排改为横排等有着重要影响，重要著作如艾伟（1890-1955）于1949年1月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汉字问题》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卢仲衡、马利英在扫盲班的师生间进行了大样本调查，分析得出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对于汉字学习的利弊并提出了改进意见。华东师范大学的曾性初等人则对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形体结构和可识别性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为汉字简体化提供实质性证据。另有一些研究者系统考察了学龄儿童学习汉字的特点，对汉字的辨识加工机制提出了理论假设，也探讨了如何应用在汉字教育中。代表人物包括了中科院心理所的曹传泳、沈晔、李铮，华东师范大学的万云英、杭州大学的朱作仁等。其中中科院心理所脑模拟组的曹传泳、沈晔使用自行设计装配的电子电路控制的显示器，规范严谨地采用了速示实验范式，对小学儿童辨认汉字字形进行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日后的汉字、汉语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灵活运用汉语特色语法结构和文体形式，对汉语语篇理解和记忆进行研究。已有综述性文章对此梳理（孙颖，葛明贵：《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轨迹及其问题反思》，《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游性慎、赵莉如、段蕙芬、曹日昌等人用汉语虚实词、四字短语、文言短文等研究遗忘和识记方法；李丹、缪小春等人对学龄儿童理解寓言、比喻词，掌握连词进行研究；林凤藻、陈光山、李铮等人对背诵诗歌、散文等课文展开研究。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儿童发展过程中语言与其他认知功能的互动关系，例如张述祖等人考察了词在概括认识中的作用，关树文等人考察了儿童对因果关系和因果表达的掌握；姚秀华、李美格等人对英语教学进行了研究。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深受苏联在言语心理、儿童语言获得和教育方面研究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于1956—1958年间出版以介绍国外研究为主旨的《心理学译报》，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介绍苏联学界的研究成果。后由于中苏两国的分歧和矛盾，“学苏”逐渐淡化，但苏联在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庞钊珺等（主编）：《学前教育简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而同一时期，在心理语言学的诞生地美国，学界正经历着行为主义由盛转衰、乔姆斯基引领的认知革命逐渐占据主流的转变。比较可惜的是，尽管在实验手段上，研究者们使用着美国心理学家早期提出的实验范式，但国内学界并未与同时代美国的进展接轨。专门介绍世界范围内语言学最新动态的期刊《语言学资料》（《当代语言学》前身）在1962年第8期曾对神经语言学（一般来说，神经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脑损伤患者，强调个案分析；而与之相对的是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主要研究脑本身及与认知相关的大脑机制，研究对象既包括正常的人类被试，也包括其他动物模型。这一界限随着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而逐渐变得模糊）做过简要介绍，但并未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深入的探讨。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的学者们紧扣社会需求，将心理学和语言文字工作有机结合，形成具有汉字、汉语特色的本土化心理语言学研究思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心理学从研究任务到研究方法都被抹黑，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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