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性文本”是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进一步衍变生发而形成的，它所依据的既有文献称为“始源性文本”。《世说新语》就是典型的“衍生性文本”。
即使从现存材料看，《世说》的始源性文本也是极为多样的。《世说》作为衍生性文本与其始源性文本构成了文本群。在这个文本群内，两类文本构建了明确的互文关系，表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互文性既表现为两种文本密切依存，又表现了激烈冲突。构成互文的双方是依存与对立的共同体。
编纂者在始源性文本的基础上使用承袭、改换、删减、增益、拼合、摘录、调序、隐括以及综合多种方式等手段，生成《世说》这一新的文本。它是基于多源文本、运用多种手段重新整合的结果。
《世说》作为衍生性文本不是一种共时文本。始源性文本时代不一，由此衍生的各部分也随而参差，因此《世说》文本的各组成部分不处于同一个时代平面，整个文本呈现立体分层的态势。
《世说》作为衍生性文本不是一种同质文本。《世说》文本由来源于特定文本群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材料经过改造融合而成，各组成部分并非均质，整个文本呈现杂糅不一的态势。
《世说》既然是一种异时异质的衍生性文本，参与文本生成的就不只是“作者”。从肇始至终端的文本生成链条看，至少包括原创者、记录者及编述者等多种角色——这些以往统属于“作者”。原创者、记录者及编述者是参与文本生成的主体，主体本身的多种因素——情感性格、社会阶层、身份职业、知识水平、语言风格、表达习惯、创作（记录、编述）目的、预设对象（听者、读者）等等，均会对文本生成的多个环节与层面以及最终面貌产生影响和作用。
中古时期，和《世说》文本的生成过程、机制及性质相同的文献不在少数，史书、僧传、医籍、经注、义疏和子书等典籍均存在此类文本，佛教文献中某些“译经”、特别是“异译经”或许同样具有这种衍生性。衍生性文本是中古时期具有类型意义的文本形态。
衍生性文本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它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又可转变为始源性文本，如《世说》既是上述多种始源性文本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后代如《高僧传》《小说》《晋书》等的始源性文本。考察中古衍生性文本，不仅要注意衍生性，有时还须留心始源性。
2.1 语料断代
衍生性文本具有多源性、异时性，作为语料，如何准确断代一直困扰学界。比如如何判定中古史书语料的时代性，至今聚讼纷纭，根本原因就在于史书作为典型的衍生性文本的特殊生成方式和特殊性质。史书作为衍生性文本，和始源性文本存在着互文性，这表现为两者既互重，又相异。这种局面决定了不论整体还是分类笼统地判定材料的时代均不可行，而以记述时代或成书时代来判定更与事实相违。既然如此，那么充分重视和把握史书语料作为衍生性文本的特性，与其机械地判定时代，不如原始要终，具体材料具体分析可能是一种更切实的方式。
衍生性文本在生成过程中确实会对始源性文本作出各种方式的改易，不过也要承认的是，相当一部分实际上乃是承袭旧文本。重视、正视改易，是对语料准确断代的积极态度；如果一味强调甚至夸大改易，以为衍生性文本皆出于后人改写，对语言现象时代性一味“后延”而不敢“前伸”，极易滑入虚无的深渊。
2.2 语料断域
衍生性文本的内在统一性消失，作为一个整体，其语言的性质也是不易釐清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断定。判断语料（所反映的语言现象）的地域性同样需要谨慎从事。
梅祖麟（1988）依据《世说·德行》“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认为“‘铛’是‘鼎’元音由高变低以后产生的方言字”。梅文之所以将“铛”看作古江南方言词，主要根据在于刘义庆是南朝宋人，《世说》乃“六朝江南文献”，其语言反映南方口语。余嘉锡（1993：50）指出：“《世说》此条，必别有所本。”据此，《世说》的“铛”极可能来自始源性文本，而非《世说》始创；由于已难觅得该始源性文本，其语言的地域属性不得而知，那么“铛”也不可轻易判为江南方言词。
2.3 语料真实性
衍生性文本的“作者”已被消解，原创者、记录者及编述者多种角色先后参与了文本生成，他们均拥有“制作”文本的“合法权利”，那么最后生成的文本所反映的语言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或者说反映的是何种角色的语言？这是以衍生性文本为语料来推定语言真实面貌必然面临的困境。
《世说·言语》记载庞统之言“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但庞统卒于三国之前，绝不会将襄阳称为“边垂”。余嘉锡（1993：69）认为“此明是魏晋人语”，“此必晋代文士所拟作”。由此看来，《世说》此条必有所本，其始源性文本当作于三国或东晋以后。“生出边垂”云云只能是记录者之语，或是编述者改写之辞，而不会是人物的真实语言。
怀疑衍生性文本所反映的语言的真实性，实际上只是为了警示研究者不能孤立地、想当然地、绝对化地分析衍生性文本的语言；使用衍生性文本，不妨面向多个维度，考虑多种可能性。
2.4 语体分析
从衍生性文本的生成过程可知，它往往在保持语义一致或相关的基础上改易始源性文本的词句，某些改写的主观动机就在于转换语体，某些改写的客观效果则恰好体现了语体转换，因此可据衍生性文本和始源性文本间的互文特性、以对比显示差异的方式从事汉语历史语体研究。
2.5 语言比较
衍生性文本和始源性文本间的互文性使得比较两种文本所反映的语言差异成为可能。始源性文本往往相当复杂；要准确地显示两种文本所反映的语言差异，必须釐清它们的真实对应关系，既然衍生性文本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也就是需要认准真实的始源性文本，这样所构建的互文关系才是真切的，对比其间差异才是有效的。
2.6 语义阐释
基于衍生性文本与其始源性文本相应部分的语义一致性或相关性，可以比较两种文本的差异，依据语义明确的一方来推阐另一方模糊或有歧解的语义。对于这种思路和方法，前贤早已充分认识并广泛运用。当然，利用衍生性文本与始源性文本的互文性来对比阐明语义，也应力避简单比附之弊。
2.7 文本校理
基于衍生性文本和始源性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可以比勘两种文本的差异，互校讹误，从而避免研究中使用错误的语料。
既然汉语史研究无法回避历史文献，那么把握汉语发展的历史性，首先应该把握历史文献自身的历史性。
衍生性文本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以某种特定方式生成的，自身构成的多源性，影响或决定了文本所反映的语言的多元性。以衍生性文本作为汉语史研究的材料，必须认识其构成与性质的复杂性，并进一步认识它所反映的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以衍生性文本为语料，切不可一味“拿来主义”，必须树立语料历史观，重视语料分析，灵活运用。
衍生性文本与始源性文本在流传中往往伴随着竞争与淘汰。一般而言，始源性文本逐渐散逸，衍生性文本成为“赢家”而传世，以致在后世成为一种单一“叙事”，这可能导致文本所表现的语言事实发生消散、变形，因而以衍生性文本为语料时，汉语史研究者应当提醒自己：汉语的历史事实可能并不是如眼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历史文本中的单纯和整齐。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0年第1期
方一新 1997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
方一新、王云路 1997 《谈六朝史书与词汇研究》，《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郭在贻 1989 《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中国语文》第3期。
蒋宗许、陈默、蒋信、傅娜 2016 《世说新语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百顺 2010 《也谈〈晋书〉的语料时代》，《汉语史学报》第9辑。
柳士镇 1988 《〈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第6期。
柳士镇、刘开骅 1996 《世说新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罗杰瑞 1983 《闽语里的古方言字》，《方言》第3期。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3期。
潘维桂、杨天戈 1980 《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字的用法》，《语言论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太田辰夫 1988 《中国语史通考》，白帝社；又见《汉语史通考》（中译本），江蓝生等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
汪维辉 2000 《〈世说新语〉词语考辨》，《中国语文》第2期。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第4期。
汪维辉 2007 《〈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维辉 2010 《〈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上），《汉语史学报》第10辑。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王云路 2010 《略论形音义与词语演变的复杂关系》，《汉语史学报》第10辑。
王云路、张凡 2008 《释“踊跃”及其他——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
吴金华 1983 《试论“R为A所见V”式》，《中国语文》第3期。
吴金华 1984 《〈试论“R为A所见V”式〉补正》，《中国语文》第1期。
吴金华 1990 《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
吴金华 1994 《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许绍早、王万庄 1989 《世说新语译注》，吉林教育出版社。
余嘉锡 1993 《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万起 1993《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张万起、刘尚慈 1998 《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
张永言（主编）1992《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郑伟 2017 《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庆之 1992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
朱庆之 2015 《“R为A所见V”式被动句的最早使用年代》，《梅祖麟教授八秩寿庆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明：篇幅所限，例子略而不述，敬请参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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