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篇章语用研究70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批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古代话语篇章思想的开掘与研究方面。他们发现，古代学者对话语篇章的研究非常重视，把话语篇章的研究主要放在文论的框架中进行。这些传统的话语篇章的看法和观点，对现在仍有指导作用。
我国历史上对话语篇章的研究的特点是话语篇章的思想大多在文论中论述，专门研究话语篇章的专著不多，但是各种文献中有关话语篇章的论述显示了我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水准。这些有关话语篇章的精辟的论述，给我国后来的文章学研究、篇章语言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张志公（1962/1996: 19）认为，古代有关话语篇章的研究，大致散见于四类书籍之中。一是历代学者、作家的学术论著或文集，里边有些论文、书札或杂记间或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历代的笔记小说，也有些谈诗论文的材料；三是历代的“诗话”“词话”；四是宋元以来诗文选本和专集评注本，其中的评、批，很多是谈论辞章问题的。前三类范围太广，涉猎为难，过去有过些辑录汇编的书，多少可以提供一些便利，例如《诗人玉屑》（中华书局新印本）、《诗话总龟》（《四部丛刊》本）、《历代诗话》《清诗话》《词林纪事》《文学津梁》等。第四类数量也很多，比较通行的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读杜心解》（都有新华书局新印本）等。
刘勰《文心雕龙》和马建忠《马氏文通》是我国历史上两本涉及话语篇章论述的重要著作，这两本书里的丰富的话语篇章研究思想，代表了当时话语篇章研究的学术水平。
姜望琪（2012）、王晓军（2012）、陈平（2017）对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话语篇章研究的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
姜望琪（2012: 13）认为，西方现代篇章结构研究跟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历来重视篇章语法。跟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其基本单位是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篇章”，而不是西方那样在分化论指导下的，只有相对完整性的“句子”。换言之，中国的传统“语法”是“章法”，而不是“句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文章写作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对文章的具体结构，刘勰也有很多精到的论述。
王晓军（2012）认为《文心雕龙》有三个方面表现出话语篇章思想：一是刘勰的语境思想；二是刘勰“隐”的概念；三是《文心雕龙》中的衔接手段。
陈平（2017: 3）认为，话语作为文本，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几千年来零散的或系统的论述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观察和论点，同今天话语分析中常用的理论和概念有直接相通之处。以下面两段文章为例，均出自《文心雕龙》（章句第三十四）：
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扎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第一段讲到篇章的组织单位，分为四层，分别为字、句、章、篇，并且说明这四种组织单位之间的关系。注意其中所用的“句”，同我们现在语法分析时所说的“句”不完全是一回事，作“句读”中“句”解，与当代话语分析常用的“语调单位”的概念相关；第二段的观察也非常精彩，清楚地指出这十二个语法虚词在话语单位中的出现位置，共分三类，分别是话语单位的起首、中间或结尾。对于读者来说，这些词语的话语功能就是指示话语的结构组织。掌握它们的话语功能特征，便于读者断句，有助正确理解话语篇章的意思。1500年前的刘勰能有如此细密的观察，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现代西方学问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传到中国以前，或者说是成为我国语言学重要研究领域之前，话语篇章的特点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重要原因是这方面研究的实用性。小学生作文、读书人写文章、分析文章，大都要涉及到文章的结构组织特点，涉及到有关词语的话语功能。二十世纪陈望道、郭绍虞、吕叔湘等先生在这方面写过许多文章。虽然他们当时的论述，不一定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篇章语言学研究，但是他们对文章结构、特点、写法、意义所做的深入分析，早已成为我国优秀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是可供我们时时汲取教益的可贵资源。
以上三位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后的结论是：（1）中国的传统“语法”是“章法”，而不是“句法”，中国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学传统；（2）《文心雕龙》的话语思想可归结为语境思想、“隐”的概念和衔接手段三个方面；（3）在1500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关注到话语篇章的各种特点。
下面介绍陈青松和王志平对马建忠话语思想的研究作的归纳。
陈青松（2002: 80）认为，我国的语篇思想萌芽比较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许多可贵的语篇思想包含在传统的文章学里头，而且近现代的一些语法著作中也有许多不成熟但极有价值的语篇思想。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即是其中之一。《马氏文通》的语法分析不以句子为限制、且有丰富的衔接思想。
王志平（2003: 138—154）认为，我国传统的文章学一向比较注意语法问题。古汉语中的“文法”一词既可指文章学中的文章作法，又可指语法学中的词法句法等，二者有时密不可分。那么作为现代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与文章学也是关系密切。作者从取材、命意、宗旨、行文四个方面来论述《马氏文通》的文章观。
第四节 语用学的形成和历史
“语用学”的概念，是莫里斯（Morris）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莫里斯在皮尔士（Pierce）研究符号学的基础上，认为符号学可以分为“符号关系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方面。其中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后来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提出各种新的概念，新的看法。
50至7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言语行为，如“请求”“命令”等。
美国哲学家塞尔（Searle）发展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还提出了“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学说。
他们的这些努力为语用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创刊，这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从此语用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为大家所接受。
从莫里斯提出语用学的概念到今天语用学的发展轨迹，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最早莫里斯是从语言符号研究的思路出发，探讨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符号与接受者的关系，这样就涉及到语言与使用语言人之间关系。谈到语言和使用者的关系，就涉及到人们在日常交流时对话语意义的理解，而话语的理解又离不开语言的使用环境，因为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有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意义，这样就涉及到对语境的思考。同时，学者也发现，语言意义的产生和理解，还涉及到社会的因素。比如不同的社会对话语的使用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式及限制，我们很熟悉的礼貌原则就受到不同社会的制约。哪些话能讲，哪些话可以讲到什么程度，哪些话不能讲，这些都因不同的社会而可能不同，这样社会因素对语言理解的探究又放到研究的重要地位，语用学的研究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从研究的语料来看，语用学重视口语的研究，相对书面语来说，口语保留了人们在日常交际中话语的种种特征，有“规范”的，也有“不规范”的。所以言语交际的模式、策略、技巧和规约，都是语用的研究对象。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加上交叉学科的研究不断出现，与多学科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这使语用学不再是一门单向学科，语用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样态。新的分支不断出现，如跨文化语用学、社交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计算语用学、话语语用学、认知语用学、意识形态语用学、对比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实验语用学、社会语用学、互动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网络语用学、语料库语用学等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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