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朗本传〉》”发微——漫谈书名号的使用

2020年3月，陈寅恪先生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作品于江苏出版。这是首次使用简体横排的方式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对于有阅读“陈著”需求，又有繁体字阅读障碍的读者是一个福音。

只不过，金无足赤，作为首版简体横排本“陈著”，在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难免存在一些瑕疵，本文仅就《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以下简称《略论稿》）中的一个标点所涉及的文史问题作一讨论。

新出简体横排本的《略论稿》，与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繁体横排本相比，除了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外，书中标点符号也发生了一些改动，比较典型的两种，一是引号从竖排之￢ ﹂改为横排的“ ”；二是对书中引用的书名、篇名加入书名号《》。

在《略论稿》的《礼仪》一章，有一句话：“袁朗参预制定衣冠事见《隋书》一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两唐书〈朗本传〉》未载”。在三联版《略论稿》中，此处原文为竖排繁体字：“袁朗參預制定衣冠事見隋書壹貳禮儀志大業元年詔，兩唐書朗本傳未載”。

二者标点比较，除了“大业元年诏”加引号外，“隋书”“礼仪志”“两唐书”“朗本传”几处均以书名号处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2012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文件规定，书名号的形式有双书名号“《 》”和单书名号“〈 〉”两种。

书名号作用是标示书名、卷名、篇名、刊物名、报纸名、文件名等，也可以标示作品名的简称，当书名号中还需要书名号时 ,里面一层用单书名号，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

根据规定内容来看，此句中“《两唐书〈朗本传〉》”的两个书名号位置关系没有错误，只是书名号中的文献题名存在理解错误。众所周知，刘邦不会自称“西汉高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时不会定国号为“北宋”，所谓“西”“北”，乃是后人为了便于标识而命名。

同理，刘昫主持修成的唐代史书也不会自称“旧唐书”。从后晋至北宋初期，该书名称就是《唐书》。至欧阳修、宋祁修《唐书》成，宋人为区别二者，才有将欧、宋作品称为“新唐书”，或称书中传记为“新传”的情况。此时的“新书”之称亦非正式书名，直到清朝武英殿刻本时，“新唐书”一词方才成为正式书名。与之相比，“旧”字加入《唐书》名前要早一些，明嘉靖时已出现题名为《旧唐书》的刻本。

在后代使用时，在某些语境之下，《旧唐书》可以简称为《旧书》，《新唐书》可以简称为《新书》，当两书并称时，也可以称之为两《唐书》。依前文所述有关规定，结合两《唐书》的题名形成过程，“唐书”一词可以作为《新唐书》与《旧唐书》并称时的共同简称，但是“两唐书”本身并非书名或者书名简称，故而“《两唐书》”的双书名号使用有误，应作“两《唐书》”。

在“两唐书”的双书名号之内，尚有一单书名号的“〈朗本传〉”。翻检史籍，在两《唐书》中并无“朗本”其人。结合上下文来看，“朗”当指袁朗。后代引用纪传体史书中人物传记时，标注出处一般以该人姓名作题名，例如两《唐书》中的《房玄龄传》《李靖传》；多人并列时称列传，如《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或者以某些群体分类作题名，比如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新唐书》中的《儒林传》、《明史》中的《贰臣传》等。

在诸多纪传体史书中无“本传”的用法。“本传”一词，在民国及稍晚一点时期的学者的文章中时常可见，意为某位历史人物在史书中的传记，以区别他人传记中提到传主的情况。鉴于此，“朗本传”应理解为“袁朗本人的传”。这种行文方式之下，“某本传”不属于文章名或者文章简称，不应使用书名号。如为进一步理清章句关系，非要在不改动原文基础上将“朗本传”三字进行标示，可以考虑使用专名号。

专名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标示古籍、古籍引文或某些文史类著作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适用范围包括人名、地名、国名、民族名、朝代名、年号、宗教名、官署名、组织名等。在有需要特殊标识的时候，以一条横线加于人名之下即可。

而且，即便“朗本”是一人名，此处单书名号用于双书名号内，纵然标点符号位置不错，使用也不规范。“某书中某传”的写法，可以写作“《某书》卷几《某传》”，也可以写作《某书·某传》，没有《某书〈某传〉》的用法。

除了书名号的误用，前述引文还存在当用书名号而未用的问题。在国家有关规定中，引号使用范围包括“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内容、标示需要着重论述或强调的内容、标示语段中有特殊含义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成分”等几种情况。

《略论稿》中提到的“大业元年诏”，与前文“隋书一二礼仪志”成分相连，不属于直接引用的内容，也非别称与简称。结合上下文理解，此句作用主要是提供文献出处，就诏书本身是否有着重论述的必要也可商榷。综上所述，此处的引号使用略显牵强，而诏书作为一个文件名，适用于有关规定中的书名号用法，当无疑问。

考虑到此处文献引用较多，且存在“隋书＞礼仪志＞大业元年诏”的逻辑关系，如果分别使用书名号进行标识，又存在三者逻辑关系混淆不清的隐患。鉴于前文的“《隋书》一二《礼仪志》”已经标识了比较明确的层级关系，此处的“大业元年诏”可考虑前文所述之处理办法，改为“《隋书》一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

单纯就一个书名号来说，属于个别标点问题，对一部作品整体的思想来说，基本无关宏旨，即使参照编校质量管理规定的记错标准，每处单独计算差错，最多也才计0.3处，相对全书的文字量更是九牛一毛，些许错误并不足以成为全书的阿喀琉斯之踵。

只是，作为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果从精益求精的角度来看，应尽量保证知识的准确。古代的句读是读书求知的基础，关键圈点的变化可能使文意截然不同。今天的“句读”不当，同样可能于细微之处造成误解，作为文史作品的整理人与出版人，不可不慎之又慎。

作者简介

校书郎，本名吕志学，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行政职员，一个有职业操守和文化理想的业余编校人员，入抱残守缺专业，治不古不今之学。虽一生负气，亦四海有人，知道不孤矣。

转自 | 木铎书声

本期编辑：林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