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方（2010）考察“伍的”的使用情况时，利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北京话口语的调查材料，作者认为“伍的”21世纪的使用情况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卢小群（2017）选择包括“伍的”在内的7个老北京土话方言词，调查了878位北京人，发现新北京人“伍的”的使用频率仍高达32.3%，说明目前“伍的”在北京话中仍很活跃。
然而，反映清代北京话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三侠五义》《小额》《语言自迩集》中均未见“伍的”，老舍作品中仅寥寥3例。当代北京籍作家的主要作品中也未见“伍的”（张世方 2010：77—78）。至今仍很活跃的“伍的”为什么几乎不见于文献？张世方（2010）认为一是文学语言和生活语言有别，二是“伍的”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笔者欣喜地在闵宣化（Jos Mullie，1886-1976）的《汉语的结构规则——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入门》（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Northern Pekingese dialect) ，下文简称《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入门》）中发现了“伍的”的用例。这本书最初是A.Omer Versichel用佛兰德语编写，闵宣化译成英文。分上下册，共三卷，上册是第一卷，1932年出版于北京财政部印刷局（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包括七章，共566页；下册是第二、三卷，1937年由北平西什库天主教遣使会印书馆（Pei-t’ang Lazarist Press）印，共691页，第二卷包括第八到十二章。第三卷是索引。从英译本出版时间和书中参考文献的出版年份来看，佛兰德语版应该出版于1929—1932年间。考虑到写作和出版的时差，书中记录的应该是二十世纪初的口语。不过并非北京话（Pekingese），而是北部北京话（Northern Pekingese），什么是北部北京话呢？按照作者在前言中的说明，内蒙古东部（Eastern Mongolia）（热河省）的方言属于北方官话，跟真正的北京话差别很小，因此才叫“北部北京话”，不过不能轻易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北京话的独立方言。“北部北京话”更多是着眼于地理位置而非语言特征。闵宣化把内蒙古东部（Eastern Mongolia）和热河等同起来，指的很可能是广义的热河地区，即使指的是热河省（1914年2月—1955年7月29日），至少也能说明“伍的”的分布范围包括现在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部分区域。现代汉语官话方言中，“伍的”主要分布于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在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中亦有零星分布。据张世方（2010）考察，除了最常见的“伍的”，字形还有“伍地、五的、唔的、兀的”。《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则记做“午的”，具体用例列举如下：跟张世方（2010）的描写基本一致。张世方（2009）从史料和文献推断“伍的”正式借入汉语的时代可能在清末民初，原初借入形式可能是“什么伍的”，我们同意作者对“伍的”出现时间的推断，但《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入门》未见“什么伍的”，因此“什么伍的”恐怕只是口语变体。总之，《北部北京官话口语入门》的发现使我们明确地了解到20世纪初“伍的”已广泛见于北京官话，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一百年前北方官话的语言面貌成为了可能，随着这类文献的不断发掘问世，北京官话乃至北京话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脉络将愈来愈清晰。卢小群 2017 《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世方 2009 北京话“伍的”的来源，《民族语文》第1期
张世方 2010 北京话中的等类助词“伍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郭利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汉语方言学和汉语国际教育，已出版专著一部，译著一部，教材两部（合作），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并完成三项国家级课题，三项省部级课题，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参与）、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独立完成），多次获南开大学优秀社科成果奖，入选天津市第六批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曾赴美国、匈牙利、日本、马来西亚、澳门、台湾、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访学或进行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