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之水
“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答辩”邀请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历史系苏夏（Bill Sewell）教授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苏氏新著《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本文为第三篇评论。
正如格尔茨所说，“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他们是在村庄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hey study in villages.）。Bill Sewell（苏夏）的《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一书虽然完整地讲述了长春从规划到建设的历程，但却并不仅仅意在重建长春的城市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展现城市规划的历程以及其背后所显示出的意识形态背景，并基于此试图解答一个有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哉问：个人——在苏夏先生的讨论中主要是非政府官员和军人的“普通个体（civilian）” 在一个法西斯主义膨胀、扩张的年代到底扮演何等角色？
作者主要考察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规划、建筑以及围绕这些规划、建筑产生的话语。他将20世纪上半叶的短短几十年一分为二：其一是日本人以“现代” 模式创造的“非正式帝国”，其二则是包裹在大亚洲主义的话语之下的法西斯政权。在他看来，日本不仅加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更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改变着国家身份。经历了“满铁附属地”与伪满洲国所谓的“首都”两个时期，长春从规划到建构都与来自日本的城市规划者与建筑家的理念、构想联系密切。因此，作者选择长春市来开展他的研究，主要考察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规划、建筑以及围绕这些规划、建筑产生的话语。
在introduction中，作者首先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几次历史事件为线索，讨论在日本设想的东北亚格局中中国东北所处的位置。以1931为界限，在此之前，日本只是争夺在东北地区利益的列国中的一员。而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不仅使得东北地区的利权集中于帝国日本之手，更增加了在外国的日本人的帝国意识，给在菲律宾与缅甸的日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一时期的日本报纸模仿西方世界对于“近东”的指称，将中国东北称为“近西”。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本土的居民对中国东北有许多想象。这种想象一方面是平民对于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想（pan-Asianism）的实践，也是平民对于模仿西方建设日本的“现代”这一愿望的表达。作者在此回顾了Louise Young关于伪满洲国的经典研究，指出“非官方”行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位置。之后，作者介绍了以伪满洲国为舞台到东北“寻找机会”的日本建筑师、规划者这一群体。以建筑师为代表的技术共同体的形成也正是日本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环节：如许多人的研究所指出的，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也伴随着技术的扩张，因此技术人员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在此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简单介绍了1800年以来各方势力对于长春的开发历程对于长春城市持续产生影响，而且延绵至今。
“City Planning”一章回答了“长春何为”这一问题。这章的每一个小标题都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商埠、“帝国”都城、“现代”都会。而这三个长春城市的面向代表着长春开发的三个阶段、长春城市的三个区块。规划作为“满铁”附属地的长春时，设计师加藤与之吉（1867-1933）采用了功能分区的做法，规划了铁路、森林用地之外的住宅、商业、公园、公共用地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此外，长春附属地的建设亦受到俄国中东铁路宽城子附属地的影响。加藤本人的设计理念也被后藤新平批判为“盲目模仿欧美”。后藤建议加藤拓阔道路宽度，使更多马车通行，以迎合中国的实际。附属地中的日本元素以地名的形式不断渗透，且街道多以日本人熟悉的方式组织——这意味着中国本地居民在设计中被边缘化。而后藤新平与后来的管理者之间的理念差异，更使得中国居民很难参与进这样的城市生活。《满洲日日新闻》将这座城市称为“理想的城市”，且有关长春和其他附属地的照片、图画在日本本土被大规模传播。这些宣传把长春附属地的开拓行为定义为“在无主地上的开发”。《城市评论》杂志更是把长春跟欧美城市进行对比，以体现长春附属地规划中的“文明”“合理”和“现代”。而且加藤等人的规划、实践与这些报纸的宣传话语最终不仅创造长春附属地，更创造日本国家形象：日本是与其他帝国主义同等的大国。而在1932年后，长春（“新京特别市”）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承载了更多的象征意味。作为“帝国”日本的重要话语，“大亚洲主义”在“首都”的规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不再是唯一要求，中国“传统”元素也开始被挪用，称为建构有关“首都”话语的工具。以这样理念规划的“新京”不仅得到了《满洲日日新闻》和日本本土媒体的强化，甚至得到了美国建筑学界的赞扬。“新京”拥有高森林覆盖率和日本本土无法企及的人均绿地面积，此外，以佐野利器（190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为中心，均是毕业于东京大学和留学欧美的专家。这一切都宣誓着这座“首都”的理性与文明。军方则更在意这座城市如何被更好地控制。但经过谈判，两方达成了共谋。在这场共谋中，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本地居民，一位妇女因为征地而自杀便是例证之一。这戳穿了“大亚洲主义”的面纱。“伪皇宫”的建设又一次验证了这套话语的脆弱，长春终究还是那座被军方严格控制的、被战时紧张气氛笼罩的城市。
第二章“Imperialist and Imperial Facades”从建筑的角度继续展开论述。作者先从建筑家协会谈起。这一协会建立于1886年，到今天仍然存在。协会的会刊《建筑杂志》也是此章的重要史料来源。在1910年代的建筑家协会中，有13%的成员，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地区活动。这个比例一直增长，到了1942年，甚至达到20%。西泽泰彦将这一群体称为“渡海建筑家”。这一建筑家群体在日本接受了建筑学训练，熟稔各种建筑风格、建筑材质及其背后的话语。尽管他们分属于“满铁”（小野木孝治、太田毅、横井谦介等人）或不同的民间事务所。但是他们和城市规划者一样，也以建筑行为表达着他们对于帝国的构想。在长春成为“新京”后，这种表达更加露骨。这一时期流行的融合了西方风格的“兴亚式”建筑常被看作是伪满洲国建筑的代表。因为这种建筑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现代的外观和设施，最能够体现“民族协和”的理念和大亚洲主义的构想。然而与城市规划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一样，这些新被创建的城市景观中充满着复兴“传统”和构述“现代”的矛盾感。与之相似的是西田几多郎、铃木大拙等人在哲学上的实践，这些同样构成着战时日本的精神面貌。而且，作者尤其强调在伪满洲国的社会结构下，尽管日本人建筑家力图构造一种“复合民族风格”的建筑，日本人之外的人却很难共享这些建筑中的民族主义表达。此章中，作者也对不同建筑风格进行讨论，指出建筑家们受到不止一个“西方”的影响。回到亚洲，大亚洲主义本身也并非一个整体（笔者按：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起源与分歧可以参见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尽管建筑家们对于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是流于表象的，但不同的建筑家对于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以上两章中，其实存在着以《建筑杂志》为中心的建筑家对自己行为的评估和以《满洲日日新闻》为代表的有关建筑的种种观察者描述的话语，这套表述又是怎样的关系？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旧址，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春支行
第三、四章，分别为“Economic Development”和“Colonial Society”，作者通过社会经济变化和人口学分析，试图重建当时长春日本人社会的实态。作者讨论了日本人如何将城镇的经济融入帝国，并以此来改变城市景观。与规划和建筑一样，经济扩张也反映了本地乃至国际问题以及个人观念。最终，日本人的态度不仅影响了城市建筑环境中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而且同时刺激和限制了城市发展。而随着战争的进程，更使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不同籍贯族属的城市居民渐渐生活在恐慌感之中。
纵观全书，作者以建筑、城市规划这两个切面，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殖民话语的多重面向。从建筑师、城市规划者等技术人员进入，能更直观地展示出帝国日本所挪用的一系列话语的矛盾感。全书提供的有关长春城市的历史叙述，对于开头的问题，提供了不言而喻的解答。尽管建筑家和规划者们在长春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构想，但这些努力和构想在帝国日本的框架下，却只能引带来更多的糟糕后果和问题：例如对于战后建筑的保护与拆除、城市空间中的历史记忆。而今天的东北亚世界，仍旧生存在这些问题的阴影之中。
Christian Hess（何凯思）对于大连的研究可兹借鉴。在“From colonial port to socialist metropolis: imperialist legacies and the making of'New Dalian’”一文中，他指出在以大连为代表的东北城市之中，存在一种不同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背后则是被遮蔽的日本因素的影响。然而“日本因素”究竟是什么？是由谁，哪一种势力和理念主导的“日本因素”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
韩国对于日帝强占时期的历史记忆和城市空间的改造可以看作理解“满洲国”问题的镜像。1912年朝鲜总督府就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区改正”条例，1926年朝鲜总督府建成。在今天韩国的历史叙述中，这一系列措施不仅被认为是切断19世纪中期开始的汉城（今首尔）城市建设的粗暴举动，更具有殖民主义和日帝统制的象征意味。而在民间记忆之中，这些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的风水造成了破坏。因此，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后，1995年，朝鲜总督府拆除。有学者指出，在关于总督府拆建的论争中，争论双方都不以影响交通或土地利用等实际因素为论据，而是关注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等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
对于解答以上问题，本书是一个有益的开始，从方法论来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斯金纳关于“以言行事”的名言时俨然成为现今学术讨论中的流行语。但正如作者所说，研究意识形态的实践与影响十分困难。作者以城市建筑的表象背后的建筑家群体和围绕建筑展开的话语为线索，对于大亚洲主义、传统与现代关系、帝国主义等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史上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命题做出了又一次回应。作者透过技术人员的研究却能够在几个层面上和不同的既有研究对话。首先是，山室信一有关“满洲国”统治构造的研究。在山室信一看来“满洲国”如怪兽奇美拉（キメラ）一样，存在着多个面向，特别在理念和现实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本书所研究的建筑也正是真能体现山室信一所指出的这种差异。建筑的风格当然承载着风格和构想、然而建筑家、规划者、居民、投资者、城市的管理者乃至营造建筑的工人，都对于建筑有着不同的理解，更与建筑产生着不同的联系。其次，以技术人员的行动为线索，还可以对鹤见俊辅的日本战时精神史研究做出有力补充。鹤见氏的研究侧重于对于日本本土的研究（除“日本之中的朝鲜”一章），而苏夏则把“帝国”的触角伸向海外。且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人群的行动，极大丰富了对于战时日本“普通人”精神世界的认识。而且本书对于所谓的“日本风格”有所解构，解释了“日本风格”或者“日本影响”背后复杂的建筑学传统，也对于“本真性”的“日本风格”的迷思有所破解。当然，关于何为“帝国”，何为“帝国风格”，仍存在着追问的可能性，在所有意识形态的构筑背后，一定不会是观点到观点的繁衍，其背后隐藏着的更是使用、建设这些意识形态的真实的人的目的。正如作者已经指出的：对于“现代”的理解和对于帝国意识形态的宣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当建筑师与规划者讨论“现代”的规划时，他们对于“现代”的理解又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
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还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进入任何城市时，评判任何城市时，恐怕也仍然把规划与建筑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向度。然而，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可能会对这样的评判提出一个质疑：无论关于这些建筑所展开的话语如何华丽动听，任何的建筑都绝不是海市蜃楼。在这些建筑规划、选址、落成再到最后建成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多个不同的人群发出的嘈杂但真实的声音。唯有尽力倾听这些喧哗众声，才可以破除那些缠绕在话语上的神话与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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