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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经验走向世界,为何只在中国成功?这一点他们学不了

“赤脚医生”经验走向世界,为何只在中国成功?这一点他们学不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世界经历了一场躲不掉的“灰犀牛”事件,截至8月6日 ,新冠病毒累积确诊201,807,157例,现有16,003,612例,死亡达4,278,913例。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竟最先做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并且提前实现了复工复产,令世界各国由衷投注出羡艳的目光,这也让学习的“中国医疗体系”,“抗疫抄中国作业”成为了全球的热点话题。事实上,中国医疗体系所获得的成就不止成功控制新冠病毒,还包括消灭疟疾、血吸虫病等各种世界所难以攻克的传染性疾病,而这些成就足以载入人类医学的史册。

然而,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国的医疗体系也并非一朝一夕建成。那么,他是如何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发展至今的?中国医疗体系的经验,也一度走向世界,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抄作业”也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成效呢?今天,本文带你分享中国近现代医疗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医疗体系经验为何在中国本土取得的原因。喜欢本文的朋友,欢迎收藏、评论、点赞、关注,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

(近期火爆电影《中国医生》)

毛主席:要让每一个农村人,都有医生看

与疾病作斗争,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绕不开的话题。我国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同时兼备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等多种地形,在适应多种生物繁衍的同时,也让这片富饶的土地成为了滋生各种细菌、病毒的温床。放眼中国近五千年的王朝更迭,我们都会发现疫病的流行,往往是压垮统治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清朝覆灭的前两年,东北三省就曾暴发了一场严重的鼠疫,这场鼠疫导致共计有6万人死于非命。

然而似乎历史中冥冥中自有定数,这场送走大清王朝的鼠疫,竟在客观意义上开创了我国近代防疫的开端。东北鼠疫暴发时,腐败的清廷手足无措,即便花重金聘请来了西方的医疗团,这些医疗团的专家们也对当时的鼠疫防控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还是一名叫伍连德的华人挺身而出。经过他的调查研究发现,鼠疫的传播和飞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呼吁东北的每家每户戴上口罩,居家隔离。在伍连德最初提出这一建议时,没有弄清鼠疫源头的西非医生为此嗤之以鼻,但最终的结果证明:伍连德是对的。1911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西方各国的医疗专家们对这名华人的才干惊叹不已。在他的推动下,中国于同年收回了海关的检疫权,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防疫第一人”,“民国时期的钟南山”。

(中国防疫第一人伍连德)

然而,尽管伍连德才华横溢,但在当时教育资源匮乏,民生凋敝的旧中国大地上,像他这样富有经验的医师恐怕仅此一人。更多的百姓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霍乱、鼠疫时,只能深居家门,祈祷着自己的幸运,但疾病却从不会因人的祈祷而不找上门来,为此伍连德也深感自己分身乏术,如何才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等地享有看病的权利?这成为了摆在伍连德面前的难题。

解决吴连德难题的,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带领着红军的队伍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对疫病给中国百姓带来的疾苦自己颇有体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深知:对于当时新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而言,生病是可以看到医生的,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农村的疫情防控问题上,也就是新中国的最基层上。疫情的传播,是遵循“木桶定律”的,也就是说决定疫情的最大传播面的,不是社会中最长的那块短板,而是最短的那个环节。基于这种认识,毛主席在1965年向我国的卫生部长批复道:“目前的卫生部,大量工作还都集中在城市,而城市人口当时仅有全国人口的15%,这让农村怎么办?我们要把自己的医疗精力多投注在农村,让农村的每一个都能有医生看。”

(毛主席下令让医疗力量下放到农村去)

后来,中国卫生部党委依照毛主席的精神,提出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在这一指示下,我国的医疗卫生力量开始向农村等基层下放,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行走在中国大江南北的“赤脚医生”。据统计,当时中国的“赤脚医生”最高多达150万,这些医生下放的基层后,主要承担的是协助除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等“四害”,以及根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工作。在“赤脚医生”的普及下,我国霍乱、天花等疾病最终被彻底消灭,而一直困扰中国农村的血吸虫病也得以彻底根治。

随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赤脚医生”作为历史时期的产物也逐渐退出了舞台,但是它却为中国留下了严格覆盖到基层的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各种医院、门诊将历史上的赤脚医生取而代之,共同构筑成了一道捍卫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长城。对疫情的防控理念,也因医疗力量的下放而深入人心,这使中国每当面临疫情时,都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将其克服,书写下一个又一个奇迹。

“中国医生”经验走向世界,为何效果却都不如中国好?

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的医疗体系经验也逐渐从国内走向世界,而非洲则是中国“医疗经验”走出国门的第一站。其中,坦桑尼亚就是与我国开展合作的典型非洲国家。1964年始,我国便开始了长期对坦桑尼亚的经济援助,而医疗体系的建设则也在中国援助的名单之列。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和当时医疗资源相对难以下放至基层的中国有着相似的境遇。在中国的帮助下,今天的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不仅在乡村、城镇等地区建立了最基本的门诊、防疫站,而且在每一个社区都配备了紧急的医生。一旦这些社区内的居民有头痛、发热或其他身体不适的症状,同时又因交通不便难以抵达城镇或乡村中心,紧急情况下可以找来自己社区的医生来进行救治,而这恰恰与中国的“赤脚医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都是将集中的医疗资源下放到基层单位,从而避免疫情的扩大化。

(坦桑尼亚的赤脚医生为人介绍防疫工作)

而坦桑尼亚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医疗体系建设上“抄中国作业”的国家,中国医疗体系的经验,甚至被联合国公开推广。2019年,联合国曾推出一项名为“百万社区卫生工作者”的计划,同样也是号召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卫生力量下放至社区、乡镇等基层,从而根治传染病,参与这一计划的国家有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甚至印度、孟加拉国都在这一计划的参与之列。

然而,随着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人们发现:这些誊抄中国“医疗经验”的国家,在抗疫上却并没有和中国做得一样好。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中国的医疗经验仅具有本土性,还是他们并没有把中国的“医疗体系建设经验”落实到位呢?

(联合国“百万社区卫生工作者计划”)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基层防控,乃至消灭传染病,除了利用诸如赤脚医生,乡村医院之类贯彻到基层的坚固医疗体系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喝白开水。

在今天,喝白开水看似是每一个朋友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但是放在历史和地区的角度来看,“喝白开水”绝对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喝白开水除了能够在医学上具有传统的养生,促进新陈代谢等功效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把水烧开,能够消灭大多数通过水源传播的细菌和病毒,诸如目前在非洲国家普遍传播的阿米巴病、小孢虫病、霍乱等病原体,事实上都可以通过将水烧开来杀灭。而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隐孢子虫病,事实上也可以用烧开水的方式来消灭,但遗憾的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仍然保持着喝生水的习惯。

但是,习惯通常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于50,60年代意识到喝生水容易传播血吸虫等疾病的危害后,全国便开始大力普及喝开水的生活习惯。相比爽口和健康而言,显然后者更为重要,何况白开水的口感相比未经煮沸的生水而言也会更好。那么,非洲这些饱受传染病之苦的国家,为何却仍然坚持喝生水呢?

(自然界中水存留的病原体)

对于这些非洲的“兄弟国家”而言,他们并不是不想喝,而是喝不起。一杯小小的白开水看似毫不起眼,但背后却是蕴含着国家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在实行工业化之前,人想要喝开水所依赖的还是烧柴——但是柴薪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分散的资源,而且对于普通人而言,烧柴既费力,也有可能费钱,对于生态环境而言,过度的砍伐也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后果,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古代王朝末期所谓的“赤地千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田地荒芜所致,而是对森林的砍伐所致。因此,我国意识到:解决乡村的医疗问题,同样也需要解决乡村的燃料问题,如何解决?——答案就是把燃料工业放在工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我国共建有156个工程,其中有25个工程就事关采煤业。经过一五计划,我国1957年煤炭产量就已经高达1.3亿吨,1978年则达到6亿吨。在煤炭作为燃料普遍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后,农村的柴薪资源紧张局势也相对缓和,后来农村也能够逐渐使用蜂窝煤来烧水,最终在60—70年代,喝凉白开已经成为了我国居民普遍的生活习惯。

相比这些非洲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缺乏像中国这样先进的工业化体系,从而让自己的医疗体系有所适配。因此时至今日,这些非洲国家往往会选择“就地取材”,选择去喝就近的河水或者井水,而这些共用的河流和井等水源地,就往往容易成为发病的源头。对于普通的传染病而言,基层的医疗人员或许能尚能够应对,但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暴发或者恶性传染病,那么这些基层的医疗人员也就捉襟见肘了。

与疾病斗争:一部人类错综复杂的历史

因此,从中国近代医疗体系历史上的建立到今天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看似单一领域的医疗体系,实际上贯穿着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民国时期的伍连德的难题,证明了一个缺乏强大综合国力的国家,很难建立起完全的现代医疗体系,而今天非洲国家的难题,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缺乏工业化基础的国家,同样也很难确立起现代化的医疗体系——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建设富强现代化国家的意义所在,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而言,他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微观的角度而言,他可能关系到的,就是你我的生命。

鱼若生活在水中太久,或许很难感受到身在水中的幸福,被今天高度发达的中国医疗体系所包裹的我们,很难体会到像印度平民那样“看病是一种奢侈”的无奈,也很难经历美国平民“纸面数据第一,实际看病医生难求”的辛酸。相比之下,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一个把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国度,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有强大的,现代的医疗体系,更为重要的,且与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医疗体系,真正服务于人民。

未来的历史,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仍然将贯穿于岁月的始终,这期间必然将穿插着人类社会工业化、文化习俗、社会形态等波澜壮阔,五彩斑斓的历史,而中国也必然会在这股浪潮中,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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