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待过的企业不多，一个指头数的过来，有趣的是其中有国企、有央企、有私企、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也许以后会有外企也说不定），每个企业的做事风格都迥然不同，国企的站队、央企的等级、私企的人治与混合所有制的南辕北辙，但相同的是每个企业的BOSS都想激发整个企业的活力，只是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老徐也常常在想其中的根源是什么？是老板的决心不够？是整体的战略部署错误？是监督的体制不健全？是总指挥能力不给力？是基层员工起到决定作用？是中国人太善于钻营？或者又是党争在捣鬼？也许我们能够从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中得到一些启示！
“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遍地落花浑不扫。梦回情意悄。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揾了。”多么骚柔的小词，谁会想到这是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之手？又谁能料想，就是这个大文豪却又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设计了皇权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体制性经济刺激改革计划。比起王安石的其他诗词作品，老徐最欣赏的还是王安石变法中那句纯爷们的话“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在我国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是不多见的。从前的秦始皇是一位，两汉之交的王莽又是一位，王安石则是第三位，可能他还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了。宋朝建国后吸取前人经验，制订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家治理方针，使得皇权进一步集中，同时使得地方惰政，机构臃肿。到了宋神宗上台的时候，帝国已经屹立了一个世纪，多方矛盾开始展现，于是年富力强的宋神宗启用了另一个年富力强的王安石为相，两人甩开膀子干，凡是挡路的，一律踢开。几年之内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等。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王安石新政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组，即3种国营企业、3种新税和3项管制城乡居民的登记制度。3种国营企业是称为“均输法”的国营贸易局，称为“市易法”的国营零售店管理局及对农民贷款利息2分实收3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称为'青苗法'的国家信贷管理机构；3项新税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和所得税；居民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10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称作“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称作“方田均税法”。站在当今的知识理论体系上来看，完全能够接受王安石变法的这些经济措施，但是如果放在1000年前，可以想象当时的人抵触得多大。王安石确实牛逼啊！正如梁启超评价王安石时说道：“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司马光同志小时候）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细节这里不做过多介绍，主要分析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一把手绝对支持，其次操盘手人品和能力也没问题，再次总体战略设计也非常合理。那为啥还失败了呢？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是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用人不当：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多为栋梁之才，都选择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王安石只能选用那些低眉顺眼之辈；2、没有底层基础：王安石的战略是没错，但是对于基层的运作机制和官僚体系了解不透彻，使得每出一项法令后，实际操作过程中被底层官吏们执行的面目全非，造成了百姓进一步被盘剥；3、没有社会基础：王安石变法过于超前，不管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官僚系统，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无法接受如此超前的经济制度改革计划；4、急于求成：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王安石变法本来是一个活力型改革计划，完全区别于效率型改革计划（如商鞅变法），他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长治久安，激发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而不是图一时之能事，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但王安石在操盘过程中却大量使用了效率型改革所用的那些拔苗助长的战术。
上面所说的四种原因都对，但在老徐看来真正的原因却是王安石不善于团结同志，没有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相反，却人为地把朝廷大员分成了两派，无法调和的两派，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不仅荼毒当时，而且贻害后世。宋神宗时代过去之后的200年里，大宋一朝再也无法真正调和两大派系的斗争，完全失去了政治弹性，没有任何回旋空间，这是非常可怕的。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何为“小节”？很多时候自身的名声、后世的评价与自我的道德要求都可以算作是“小节”。既然要搞变法，既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要有胸怀，必要时还要“同流合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自己内心的终极目标为导向，方向对就可以了。正如当今各种类型企业的改革，总战略方向确定好后，接下来就要看领导层了，有派系不怕，有斗争也不怕，都要团结，都要扶持，该打打该杀杀，但不能失去坐下来谈的可能性，千万不要一棒子打死。不禁想起了曾国藩，年轻时立志做个“清流”，锋芒毕露，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却一事无成；再次出山后，兼容并举，同流合污，但却成为了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是不是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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