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政府从美国手中收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在修筑长沙至株洲一段后,因资金匮缺,原已计划的武昌至长沙段迟迟没有动工。湖南粤汉铁路公司虽集得各类股款831万银元,但应付长株段还入不敷出。因此,引进外资成为当时解决筑路资金的唯一办法。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工程,系利用英、德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长沙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牲猪和粮食成为长沙外销的大宗商品。当时在长沙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广州猪行也来长沙设庄,计有大安详等6家庄号。尤其是湘米销粤急剧增加,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当年,正值湖南粮食丰收,长沙粮食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当年流向省外大米达10.06万吨,占全国大米流通总量122.59万吨的8.2%。加上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者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钱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外籍客商的活动,对长沙经济的繁荣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粤汉铁路的开通使长沙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铁路运输行。铁路运输开通之初,货物交运手续繁琐,起运、接运各站全无仓储设施,运输途中亦无防护设备,又无专人押运,货主深感不便。于是一种全盘代理铁路运输业务的运输行便应运面生了。早在长株铁路开通时,长沙就有运输行2家。长武段通车后,由于国有铁路公司连年亏损,粤汉铁路湘鄂工程局为增加运量,与水运争夺运输市场,积极鼓励商民开设运输行,并订立了若干优惠条例。运输行开设之初须向铁路局预缴全年运费3万元,保证全年适量3万吨。缴款后随时交货起票,一律记帐,不收现款,当时称之为“开红票”,到年终一次结清,只有少补,不能多退。铁路局还制订了奖励措施,只要全年运量达到3万吨,即可按8折付运费;超过计划50%者,按7折计算;超过计划1倍或1倍以上者,按6折付款。当时有名的运输行有“公兴和”、“泰隆”、“信大”、“湘粤汉”等数家,他们在长沙、武昌两站,均有其机构,并配有堆栈、防护装卸等设备,其南来北往的货运业务,十分繁盛。他们的年运输量都超过了原订指标的一至数倍,财源广进,于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眼红。至1930年前后,又有“顺丰”、“?顺”,“大成”、“大兴”等运输行开业,仍袭旧章,须向铁路局预付贷款。到1933年停止预付款的办法,以致运输行又有增加。据1934年统计,长沙共有铁路运输行20家,注册资金10.4万元,从业人员218人,年营业额72.8万元。
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运输行也进入鼎盛时期,猛增至59家。运输业的人员构成亦有较大的变化,有的是原铁运货主,因商业失利,改营运输;有的是原运输行的学徒发迹后自己另组运输行。如“信大”学徒罗桂云、南货业主马庆藩、百货业主罗春堂等都经营起运输行来。这些运输行人才济济,业务更趋活跃。当时经营运输行实为不易,既要取得铁路局的信任,在路章许可之下取得装运便利;又要取得货主的信任,要在起、运、止各站有机械、堆栈、设备、人力,要将货物按时安全地到达和交卸。因此各运输行均视信誉为生命,以“货主第一”为宗旨。长沙“文夕”大火后,长沙各铁路运输行演出了“全力保货还主”的动人一幕,一直为后人所称赞。长沙大火使长沙运输行的机构和堆栈焚毁殆尽,但各行所起运的货物,除长沙一处受损而无法挽救外,其余货物均因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陷在沿铁路各站。仅运粤大米就有4000多个车皮,每车皮平均以30吨计,约有10万吨之多。各运输行主置家乡失火、家人生死存亡于不顾,派人日夜困守在沿途的列车上,并设法通知货主前往货场,凭单提取,颗粒归还原主。货主们提到大米后无法运走的都在当地贱价发售,使当地人民受到了实惠。
各运输行在清理铁路沿线被陷货物交还货主之后,各自收拾残局,时停时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部分运输行一直坚持营业,对繁荣长沙的战时经济继续起着作用。直到1945年粤汉铁路全线复路通车后,运输行才全面复业,走上了正轨。1946年运输行增至60余家,至1949年上半年发展到110余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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