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帝国史,实际上就是三种群体基于生存资源的博弈,即皇帝、官僚集团、劳动生产群体。前二者是暴力赋敛集团,第三者是福利生产集团。
按管理学的说法就是,皇帝是总裁,官僚集团是受雇集团,也可以叫经理人,而劳动生产集团,就是GDP的创造者。
只是,在帝国时代,这种生产物质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粮食、布匹之类的。明朝发工资,一部分就是实物发放。
也正是因为这种物质生产源头的单一,导致帝国时代,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及底层的“血酬”线,因此,才出现了上千年的王朝更迭。而走不出这种王朝更迭迷障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冲不破这种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模式。
于是,才有了帝国时代如雷贯耳的“牧羊”统治理论。而它,不过始终只是在改善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上用力,对根本性的问题,却无力解决。
管仲的统治原则,是站在皇帝利益最大化之立场,但也指出了维持牧人与羊群关系的根本。
在帝国时代,皇帝,以及清廉的官吏,是能基本看见维持牧人与羊群平衡关系的重要意义的。前者是为了能够长久地当皇帝,所谓万岁。后者是以悲悯之心,努力避免触及“血酬”线,以免生灵涂炭,良心不安。
这种平衡关系,在儒家看来,就是天恩,就是德政了。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只是儒家以其致君尧舜上的依附式的理想抱负,把这种统治进行了正名,或者说是神化。
而实际上,赋敛集团的这种统治,无可争议的是在暴力保护下才能实施的。只是,以各种名目执行的统治之术,都给出了一种类似“与民共存”、“与民共享”的友好姿态。
比如,管仲在《管子·牧民第一》中,表达了自己的统治原则:“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第一句是指,要量民力而行,民力做不到的事,不能做。比如修阿房宫,就是超越了民的力。第二句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所厌恶的事,不能强迫民去做。第三句意思是,不能短视,短利,要给民以休养生息的空隙,也就是不能竭泽而渔,要能长久地与民保持平衡状态。最后一句是说不能欺诈于民。
从管仲的统治“四要”,可以看出,管仲是深知统治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关系的。因此,历史上就有了非常著名的牧羊人与羊群关系的辩证法。后来的朱元璋,也是深感官僚集团的腐败,而发出“十羊九牧”的悲叹。
管仲处理牧人与羊群的原则,可见管仲是真心站在了齐桓公的立场了,也深知王权的延续,是建立在羊群成为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只是,这个道理,帝国时代绝大多数皇帝,似乎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是无力控制那些代理人们无限膨胀的私欲。这一点,以后有时间慢慢说。
就羊群管理的术的层面讲,诛心之术,始终排名第一。
以前写过一个小文《凡权术,必诛心》,其实也包括了这个层面,并且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层面,也是诛心之术的集大成的领域。
所谓诛心,说白了,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或者,用福柯的话说就是规训,用现在的话讲,或许就是PUA。
诛心之术之所以是首选,因为不需要动用暴力,成本比较低,而且能够事半功倍,达到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服从。
这一点,明清两代尤为显著,朱注“四书”的通行和作为晋身官场的标准答案,彻底把读书人给驯服了,给意识形态化了。
只是,当符合条件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而能够提供的位置越来越少,那么,部分坐不上位置的读书人,就会陷入痛苦和质疑,也因此,有了明清那些繁盛而不符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和艺术。因此,文字狱就来了。
而诛心之术,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说法,则是:“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可见,“禁其心”,也仍是首选。
后来,再有司马迁“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之说。
其中,“因之”,就是顺势而为。“利道之”,就是摆个好处,诱导之,不费力,符合人性。可以说,这两种做法是以设身处地和利益分配的手段,达到民的“顺”,都是笼络之策。
而后面的“教诲之”,就是讲道理,就是管教,从这里开始,已经进入强制思想规训层面。至于“整齐之”,说白了就是军事化管理,用法律法规章程,也就是惩罚体系,强制约束民的行为。到这里,说明统治集团已经走入霸道统治,而不是前面的王道统治。
以至于最后的“与之争”,实际上就是王朝走向了没落,内生系统已经接近崩毁,赋敛集团已经丧心病狂地在对羊群进行搜刮。就像明末的时候,老百姓已经饿死无数,但是,征税已经征到了几十年以后。近代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征税竟然征到近100年之后。
因此,但牧人与羊群还处于商量状态,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状态,那么,也就是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的诚意,也就是尽量会给羊群较好的生长条件。
而若是到了,不断加税,或者说官僚集团的“浮收”,或潜规则,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通行的时候,也就是“与之争”的没落时代了。
我们为什么读历史?我们该怎样读历史?我们又该如何还原历史?这些问题,其实仍然是一个不断需要更新换代的机制。
这个机制里面,至少包含了三种视角:
第一是读史的视角问题,站在谁的视角看历史,其实就代表了代表谁的利益记录历史。
第二是用什么方法读史,也即读史的策略问题。有人用社会学的方法,有人用经济学的方法,有人用正统政治学的方法,更有人用历史人物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关键是要找到,历史的主体。
第三是我们想要获得什么,也就是借鉴之义。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以史为镜。然而,不同主体,所希望破局的层面,一定是不同的。
因此,借鉴之义,似乎也成为了破解历史谜题一大要义。
那么,要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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