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帝国史，实际上就是三种群体基于生存资源的博弈，即皇帝、官僚集团、劳动生产群体。前二者是暴力赋敛集团，第三者是福利生产集团。
按管理学的说法就是，皇帝是总裁，官僚集团是受雇集团，也可以叫经理人，而劳动生产集团，就是GDP的创造者。
只是，在帝国时代，这种生产物质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粮食、布匹之类的。明朝发工资，一部分就是实物发放。
也正是因为这种物质生产源头的单一，导致帝国时代，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及底层的“血酬”线，因此，才出现了上千年的王朝更迭。而走不出这种王朝更迭迷障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冲不破这种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模式。
于是，才有了帝国时代如雷贯耳的“牧羊”统治理论。而它，不过始终只是在改善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上用力，对根本性的问题，却无力解决。
管仲的统治原则，是站在皇帝利益最大化之立场，但也指出了维持牧人与羊群关系的根本。
在帝国时代，皇帝，以及清廉的官吏，是能基本看见维持牧人与羊群平衡关系的重要意义的。前者是为了能够长久地当皇帝，所谓万岁。后者是以悲悯之心，努力避免触及“血酬”线，以免生灵涂炭，良心不安。
这种平衡关系，在儒家看来，就是天恩，就是德政了。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只是儒家以其致君尧舜上的依附式的理想抱负，把这种统治进行了正名，或者说是神化。
而实际上，赋敛集团的这种统治，无可争议的是在暴力保护下才能实施的。只是，以各种名目执行的统治之术，都给出了一种类似“与民共存”、“与民共享”的友好姿态。
比如，管仲在《管子·牧民第一》中，表达了自己的统治原则：“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第一句是指，要量民力而行，民力做不到的事，不能做。比如修阿房宫，就是超越了民的力。第二句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所厌恶的事，不能强迫民去做。第三句意思是，不能短视，短利，要给民以休养生息的空隙，也就是不能竭泽而渔，要能长久地与民保持平衡状态。最后一句是说不能欺诈于民。
从管仲的统治“四要”，可以看出，管仲是深知统治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关系的。因此，历史上就有了非常著名的牧羊人与羊群关系的辩证法。后来的朱元璋，也是深感官僚集团的腐败，而发出“十羊九牧”的悲叹。
管仲处理牧人与羊群的原则，可见管仲是真心站在了齐桓公的立场了，也深知王权的延续，是建立在羊群成为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只是，这个道理，帝国时代绝大多数皇帝，似乎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是无力控制那些代理人们无限膨胀的私欲。这一点，以后有时间慢慢说。
就羊群管理的术的层面讲，诛心之术，始终排名第一。
以前写过一个小文《凡权术，必诛心》，其实也包括了这个层面，并且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层面，也是诛心之术的集大成的领域。
所谓诛心，说白了，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或者，用福柯的话说就是规训，用现在的话讲，或许就是PUA。
诛心之术之所以是首选，因为不需要动用暴力，成本比较低，而且能够事半功倍，达到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服从。
这一点，明清两代尤为显著，朱注“四书”的通行和作为晋身官场的标准答案，彻底把读书人给驯服了，给意识形态化了。
只是，当符合条件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而能够提供的位置越来越少，那么，部分坐不上位置的读书人，就会陷入痛苦和质疑，也因此，有了明清那些繁盛而不符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和艺术。因此，文字狱就来了。
而诛心之术，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说法，则是：“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可见，“禁其心”，也仍是首选。
后来，再有司马迁“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之说。
其中，“因之”，就是顺势而为。“利道之”，就是摆个好处，诱导之，不费力，符合人性。可以说，这两种做法是以设身处地和利益分配的手段，达到民的“顺”，都是笼络之策。
而后面的“教诲之”，就是讲道理，就是管教，从这里开始，已经进入强制思想规训层面。至于“整齐之”，说白了就是军事化管理，用法律法规章程，也就是惩罚体系，强制约束民的行为。到这里，说明统治集团已经走入霸道统治，而不是前面的王道统治。
以至于最后的“与之争”，实际上就是王朝走向了没落，内生系统已经接近崩毁，赋敛集团已经丧心病狂地在对羊群进行搜刮。就像明末的时候，老百姓已经饿死无数，但是，征税已经征到了几十年以后。近代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征税竟然征到近100年之后。
因此，但牧人与羊群还处于商量状态，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状态，那么，也就是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的诚意，也就是尽量会给羊群较好的生长条件。
而若是到了，不断加税，或者说官僚集团的“浮收”，或潜规则，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通行的时候，也就是“与之争”的没落时代了。
我们为什么读历史？我们该怎样读历史？我们又该如何还原历史？这些问题，其实仍然是一个不断需要更新换代的机制。
这个机制里面，至少包含了三种视角：
第一是读史的视角问题，站在谁的视角看历史，其实就代表了代表谁的利益记录历史。
第二是用什么方法读史，也即读史的策略问题。有人用社会学的方法，有人用经济学的方法，有人用正统政治学的方法，更有人用历史人物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关键是要找到，历史的主体。
第三是我们想要获得什么，也就是借鉴之义。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以史为镜。然而，不同主体，所希望破局的层面，一定是不同的。
因此，借鉴之义，似乎也成为了破解历史谜题一大要义。
那么，要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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