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智库》| 新形势下东莞外贸发展的转型方向

未来我国GDP的增长率将持续高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在这个发展新格局下，广佛历史上所拥有的背靠内陆大市场的综合优势将逐渐显现出来，深莞在新形势下如何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文/张燕生

2023年5月10日，第十三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在东莞厚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加博会设1个主题展及6个专业展，共有国内外1310家企业参展。图/东莞图库

1978年7月，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代工厂落户东莞，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大幕。45年过去，东莞已经成为我国名列前茅的外贸大市、制造业大市、开放大市和经济大市。未来，东莞面对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路径，即建设外贸强市、制造业强市、开放强市、经济强市的新使命，对东莞外贸而言，这既是重大机遇更是严峻挑战。

PART1

要主动适应国际经贸新形势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俄乌冲突，加强了美国、北约、盟国三位一体的力量，势必将重塑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在未来，如果东亚地区也发生类似俄乌式代理人战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形成东亚大国与美国、北约、盟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和对抗，其结果可能导致三种不同的情境：一是全球单极化势头上升；二是全球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三是全球陷入一战前或二战前的大国冲突、地缘对抗、全球失序的局面。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下，东莞外贸部门和企业必须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供应链龙头企业及整个供应链企业协调合作，促进发展与安全并举，构建外贸安全底线和应对策略；斗争与合作并举、构建国际合作统一战线；开放与自主并举、构建高水平自立自强体系的坚实基础的准备工作，把发展要安全、斗争要艺术、开放要自主落在实处。

于中国而言，鉴于新形势，基于开放的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显著减速，主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已经从推动货物、服务、人员、资金、数据等跨境往来自由便利转向了所谓高标准、脱钩断链、去风险化、保护主义；基于合作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重塑，从离岸制造到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世界正形成两大平行的贸易和产业体系；中美战略竞争正演变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制裁、打压和阻遏。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东莞外贸人需要应对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一是国际环境还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吗？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关键看东莞外贸人能否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二是和平与发展还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吗？东莞外贸人期待不争论、不折腾、不打仗，但必须为发生最坏情景做准备。三是世界可以避免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的全球失序、冲突和对抗吗？在这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东莞外贸人要逆势而上，奋力进取、勇于创新，探索出一条逆境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进入负反馈状况。美国总统拜登于2023年8月9日签署了美国对外投资审查的行政令，限制美国风投、私募等投资机构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技术和特定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投资。美国智库CSIS艾伦认为，2022年以来，2月24日、10月7日将被历史铭记。前者是俄乌冲突发生的日子，后者是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法案以削弱中国生产甚至购买高端芯片的能力。芯片只是手段，其结果可能会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中美格局和全球秩序。美国政府开始推出的“新华盛顿共识”，即批判了市场总是对的、增长总是对的、开放总是对的、气候与增长是零和博弈、贸易总能带来包容性增长以及涓滴经济政策。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东莞外贸更要抱团取暖、开放合作、化危为机，积极做好自己的事情。

“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首要问题。即使中国未来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也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对待俄乌冲突问题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立场存在着整体差异，一位著名大使把它描述为“沉默的一大片”（全球南方）和“兴奋的一小撮”（全球北方）。在俄乌冲突后，无论结果怎样，都必将大幅削弱俄罗斯和欧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加速推动北约转型成为全球性和区域性军事组织，盟国体系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反观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大势面前，大分化将是主流趋势。

因此，东莞外贸首先要逆势而上，努力稳住世界主要发达市场的基本盘，并形成强强互补、差异发展、错位竞争的外贸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其次，要大力拓展“一带一路”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一方面，东莞外贸要深耕“一带一路”市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市场和第三方合作；另一方面，要跟踪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G7集团推动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PGII），把竞争转变成东莞外贸先行先试的重点。再次，东莞外贸要积极探索提升基于发展议题的全球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如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先进适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先进适用绿色发展战略等。

PART2

外贸高质量发展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

当前，我国外贸正面对结构转型、外需萎缩、大国竞争的三重压力。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7月，按人民币计价，进出口下降8.3%。其中，出口下降9.2%，进口下降6.9%；按美元计价，我国出口增长-14.5%，进口增长-12.4%。据美商务部报告，今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货物贸易量进口下降了25%。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为13.3%，低于去年的16.5%和2017年的21.6%。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与前五大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增长形势堪忧。东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比增长2.8%，占我国进出口份额为15.3%；欧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比下降0.1%，份额为13.7%；美国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比下降9.6%，份额为11.2%；日本是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同比下降5.8%，份额为5.4%；韩国为我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同比下降10.8%，份额为5.2%。同期，中俄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了36.5%，达到1341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份额为3.9%。

面对未来，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面对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表2数据是按外贸规模对我国主要城市做了排序。东莞外贸规模排在第六位，与宁波、广州处于同一档次。按外贸依存度来衡量，东莞是我国主要城市中最高的，这是改革开放45年来所形成的“东莞优势”。按区域城市群来划分，珠三角地区深圳外贸依存度为110%、东莞118%、广州39%、佛山56%，形成了珠江东西岸外贸依存度的差异，即深莞外贸依存度显著高于广佛。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流向看，深圳港集装箱的70%是外销货物，广州港70%是内销货物。面对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外贸依存度将从2006年的64%、2021年的34%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未来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持续高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在这个发展新格局下，广佛历史上所拥有的背靠内陆大市场的综合优势将逐渐显现出来，深莞在新形势下如何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因此，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全局。其内涵指东莞外贸要服务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和发挥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实施提升城市国际化、经济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产业国际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要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深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货物、服务、数字、绿色、技术贸易转型；服务国家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战略，与强者强强互补、与弱者强弱互助，形成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第二，东莞外贸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营造和优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内做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先行试验区，对外做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地方经贸先行示范区。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高标准流动型开放，主动担当RCEP与IPEF竞争与合作的先行先试，如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清洁能源；主动担当DEPA数字贸易竞争与合作先行先试。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高层次创新型开放。东莞已经打造出来散裂中子源科学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华为、阿里巴巴、京东等大企业的研发基地。下一步需要打造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集聚地。

第三，东莞外贸要把握新能源革命、数字革命、绿色革命机遇。如“新三样”，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今年上半年合计出口增长61.6％。但东莞外贸要思考一个问题，“新三样”从发展要安全、斗争要艺术、开放要自主的角度衡量，其国际竞争优势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如何防范和应对？如上游的关键矿物、底层技术、核心设备和非标材料等。近来，有一个题目引人关注，即美国国防部资助研究如何缝制智能服装，因为智能型服装、穿戴、背包等在未来数字战争上有可能大显神威。因此，东莞外贸要高度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领域，如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可能引发的新外贸机遇和挑战。

第四，东莞外贸要把握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及潜在机遇。在未来十年，全球需求重心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有可能是大趋势。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中，市场、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主要靠欧美地区。未来，随着中国扩大内需、提升供给、激励创新，东亚将为世界提供市场、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和制造环节。对东莞外贸而言，这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尤其RCEP的三个经济合作区，即中国与东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日韩合作提升东亚生产网络国际竞争力、中国与澳新的初级产品等多样性领域合作。东莞外贸要深度挖掘其中的商机和外贸新机遇、新挑战。

PART3

外贸高质量发展转型路径和前景

未来十年，既是国际格局和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行面对更加错综复杂内外部局面的重要阶段，更是东莞外贸完成脱胎换骨转型的斯普尼克时刻。其中，“五外联动”成为新引擎牵头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即提升内外贸一体化程度，促进内外资深度合作，推动内外包在岸离岸化，推进内外经区域本地化，实现内外智人才同城化。

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提升内外贸一体化程度，重点是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过去45年改革开放，东莞人营造了市场化、工业化、外向化的营商环境，创造了内外贸一体化的东莞模式。下一步东莞外贸要从货物贸易低端进入中高端，从货物贸易进入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离岸贸易；从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进入进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制度创新是首要，如“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物流园”（即“空港中心”）首要的是治理模式创新，法定机构推动空港中心专业化、职业化、法治化运作。科技创新是根本，如香港科技园、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大学是东莞科技创新发挥1+1大于2的合作伙伴。模式创新是基要，其中数字赋能、绿色赋能、开放赋能是激励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环节。东莞外贸如何从空港中心到数港中心、绿港中心、服港中心、金港中心等方向延伸扩展，从外贸自由便利到高标准国际化，从传统业态到人工智能，实现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脱胎换骨转型。

东莞外资高质量发展促进内外资深度合作，重点是将效率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资本“引进来”。截至今年3月，东莞拥有超过1.38万家外资企业，其中港澳台资企业1.2万家，占全部外资企业的85%以上。国务院2023年8月13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六方面24条政策措施。东莞重点依托本地已建成的大科学装置落地、重点实验室、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和人才集聚载体的基础上，鼓励外企及其设立的研发中心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支持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领域外企与各类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先行先试力度；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股权及相关实体资产组合式质押融资，支持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稳妥增加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应用商店，不含网络出版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仅限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地区等对外开放新举措在东莞以创新思维落在实处。

东莞外资高质量发展推进“走出去”区域本地化，重点是因地施策因类施策鼓励市场驱动型、成本驱动型、效率驱动型、资源驱动型项目“走出去”。截至目前，东莞有500家企业开展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备案项目639个，中方投资额累计31.1亿美元，这说明东莞推动“走出去”战略尚在初始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经历了离岸制造、在岸制造到全球制造。在金融危机后，美欧推动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战略。我国也进入通过对外投资扩大GNP的发展新阶段。东莞对外投资要通过强强互补、强弱互助、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进入美欧回岸制造区域，进入墨西哥、印度、越南、中东欧等近岸制造区域，以及美欧友岸制造区域。

东莞外包高质量发展推动内外包在岸离岸化，重点是在新形势下重塑加工贸易体系。加工贸易是突围脱钩断链困境最好的贸易方式。台积电是全球高端制造代工的成功案例，爱尔兰等是全球服务代工或软件代工的成功案例。代工是嵌入体系，但能够进入高端嵌入战略性新兴产供链，需要高度的战略互信。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中高端代工贴牌需要构建强强互补性合作。发包是建立体系，尤其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在关键矿物、核心设备、材料原料、底层软件等领域，需要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形成不同层级的发包服务。在当今新形势下，东莞要以创新思维探索高端嵌入、中低端外迁、中高端发包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构建从低水平相互依存到产供链外迁和脱钩断链冲击、再到高水平相互依存的新型加工贸易新分工体系，打造基于嵌入-发包混合的新加工贸易区域产供链体系。

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提高内外部人才全方位国际合作，重点是打造世界大脑和合格员工队伍。为创造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引智环境，东莞在中短期要对标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引智优势，中长期要对标香港、新加坡、以色列、首尔等地引智环境，长期要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地引智模式，吸引、留住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为东莞外智达到国际水准创造条件。同时，打造一流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发展双元制教育模式，培养一流技能型复合员工，为东莞实现人才本地化、国际化、技能化创造有利条件。最后，东莞推进城市国际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协同发展，打造宜居、绿色、开放、智慧、包容共享的国际都市是推动东莞人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编辑：张燕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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