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为什么在五百年前会有这么一个人,叫王阳明这样一个人,他留下一部伟大的“心学”。其实不是留下一部伟大的心学著作,是他一生的实践最后凝结成了这样的一个学说或者是一种思想。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地方出现一个特殊的人物,貌似偶然,其实里边有许多必然的东西。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必须回到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去。
中国的百家争鸣,是起于大概是三千年前,公元前一千年。然后,虽有百家争鸣,但并未形成一种“教”,它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在汉武帝之前,其实中国属于多神存在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多种教义存在的一个国家;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战国时期,国家构成复杂,民族构成复杂,文化的冲突和糅合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汉武帝之前,中国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政”和“教”有时分离,有时合一。大部分时间在汉武帝之前,政教是分离的。而且“教”的部分十分复杂。中国形成统一国家之后,在秦之后,汉朝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秦的不稳定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思考,思考到“教”这个问题上了,就是“政”统一了,政令统一了;但是“教”比较乱。
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儒,但秦始皇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就是在教化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办法形成对全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上的统一管理和融合,只是政令统一了,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了;但是在精神上,在这个层面做得不好,所以秦在很大一个程度上的不稳定,是源于这个领域。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常非常重要。
汉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汉朝初年,就是从刘邦开始到文景,奉行的实际上是老子的一些思想——休养生息;对“教”的问题是有重视的,有思考的,但没有上升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以在七国之乱之后,其实汉武帝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董仲舒出来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不是尊儒术的问题,他是把“儒”作为“教”而树起来了。这个时候皇上变成天子,建立了“政教合一”的……
中国正式开始建立“政教合一”的体系。汉之前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好。在汉武帝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政教合一”的模式。因为皇上就是天子,是儒家的代言者,他代表的是道统,同时他又是承接了法统,这样的道统、法统、体统统一了,所以开辟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且它高度稳定,因为它实施了不仅仅是政令统一,而且在思想上高度的统一。汉唐一直是承接的是这种状态或者这种模式。
但这种模式随着五代十国的出现被破解了,被裂解了。到了宋的时候,汉唐的旧有的状态,社会状态出现了猛烈的变化,生产力迅速发展,旧有的状态也出现了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记得我过去聊天的时候聊过汉唐,汉唐是三家斗地主,就是在汉朝、唐朝,士族的势力非常大。其实那时候国家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国家里往往有十几个或者是三十几个大姓;士族和外族(就是属于匈奴、突厥)的势力很大。
所谓“三方斗地主”,就是皇朝(皇上和政府)要处理士族与外族,这个一共是三方势力的一个平衡。所以,盛世往往是在复杂的矛盾平衡中出现的(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实际上有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压力),这个皇朝往往会比较健康;一旦丧失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就迅速腐败堕落,就出现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也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三方斗地主”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汉唐之后这个结构没有了。
到了宋的时候,士族大体上全部被破解,主要是进入市民社会了。进入市民社会,那个时候外部的压力还是有的,那么,就变成了有一部分外部压力,但内部压力已经变得很轻了。那么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想法了。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还“政教合一”的话,会犯一些颠覆性错误。这个时候,宋的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开始出来,他们开始将政教分离;儒家开始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宋明理学,理学出现。
理学的解释者都是大儒呀,不再是皇上,这就形成了本质上的政教分离模式;其实它是一个进步,是个历史的进步。但是,理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宋儒,主要是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对佛家和道家的引述,重新来解释儒学。
后来中国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部分(宋的这一部分)的理学,解释为“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它讲究格物致知嘛,它说“万物、理皆备于万物”,就是(理就在)事物里边就有理了,你只要是去“格物致知”就行了。后来再发展,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被后世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讲究的是“致良知”,就是他们认为“万物皆备于心”。
宋、元、明,实际上中国的儒教和汉唐的董仲舒所讲的那个儒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那个是皇家之学和民间之学,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叫儒学,开始进入到义理层面,所以叫宋“义理学”,进入到义理层面。什么叫义理层面?他们开始由“形而下”走上“形而上”,形而上学。这个时候,开始更深层次地来解析生命、解析自然。
也就是在宋、元、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氛围之中,因为政教分离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会很重视“教”的部分。除了“政”的部分以外(“政”主要是皇帝和大臣们),还有一些人,本身可能有些人也是属于大臣范畴(比如像王阳明,是重臣,而且封侯),但他(们)仍然对“教”非常重视;因为他(们)在解析,所以会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高峰。其实“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座高峰,不能算巅峰吧,算是一座高峰。
宋儒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而且这个理学,宋朝的理学通过蒙古人、蒙古人的西征将它带到了欧洲。欧洲这个时候,在德国正好有了雕版印刷,然后来自东方的思想……我为什么说“迎回孟子”?就是来自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文化开始产生剧烈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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