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为生，这种事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发生在某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血浆出口国，占世界市场的70%，在美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3%，超过了大豆和AI芯片。
这种情况似乎违反了我们的常识。血液的唯一生产方式是人体。在我们的印象中，卖血往往是穷人维持生计的最后手段。
论人口，全世界有14个国家超过了一亿。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余12个均属于经济更加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
根据自由市场的原则，这些贫困国家才应该是供应血液的主力。
事实恰恰相反。世界上允许有偿献血的国家一共有五个（美国 德国 捷克 匈牙利 奥地利），全部来自欧美地区。其中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在全球血液市场中独占鳌头。
更可怕的是，这些来自美国的血液并不安全。
2024年5月20日，一份血液丑闻调查报告震惊了英国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起，约有3万英国人输入来自美国的“毒血”后，感染艾滋与丙肝病毒，超3000人因此死亡。
历届英国政府不仅试图掩盖这一丑闻，甚至将受害者当作实验对象进行研究。
首相苏纳克称，这是“国家道德败坏与历届政府失败”的结果，并将5月20日当天视为英国国家的耻辱日。
而这仅仅是英国一个国家。
来自美国的“毒血”为何能够成为全球市场的畅销品？发达的美国又是如何长期成为廉价血液的生产基地？
实际上，从“资源禀赋”（人口数量）来看，美国的血液产业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先进的制度”才是美国打造一个繁荣血液市场的真正秘诀。
第一章 血奴
2021年5月20日，印度比哈尔邦的一所医院内，一名血贩子被愤怒的民众抓住，并遭到了猛烈地殴打。
血液是一种稀缺的医疗资源。从经济学上看，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贫困的印度似乎更应该成为理想的血液产地。
但是，“血液生意”在印度并不受欢迎。血液买卖合法化的提议一直遭到政客们的强烈反对，民众也对此深恶痛绝。
这一社会氛围与印度的经济结构有着密切联系。
印度是一个农业占比很高，工业也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
按照“血液生意”的逻辑，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尽量多的产血、卖血。而这种行业逻辑与一个生产型社会并不相符，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血贩子”也往往会与印度本地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无论是在传统宗教、宗族力量占据优势的农村，还是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城市，都不欢迎“血贩子”的到来。
于是，血液买卖在印度主流社会中便成了一桩人人喊打的生意，即使仍然存在地下血液市场，但很难成规模成体系的发展。
曾经，美国也存在类似的障碍：对于一个工业立国的国家，社会主流文化并不欢迎血液生意。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医药巨头们便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它们最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了海外。
1971年，主要为美国供应血液的大洲医药集团（CPC）与海地的杜瓦利埃政权达成合作，在太子港贫民窟中建立了一所血浆中心。
根据《纽约时报》在1972年的报道，该中心每月能够向美国出口6000升血浆。
不过，随着杜瓦利埃的死亡，海地的黑帮势力开始崛起。这些黑帮势力也不喜欢血液生意，血浆中心不得不停止运营。
实际上，美国在第三世界建立的“采集中心”经常会遭遇类似的麻烦。尤其是在传统地方势力越是强大的国家，它们越是将“血贩子”看作破坏当地社会生态的不稳定因素。
很快，美国的医药企业在国内发现了更“优质”，更稳定的血源：罪犯。
1979年，阿肯色州监狱委员会与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HMA）达成协议。政府每年向该公司支付300万美元，为州监狱系统购买医疗服务。但实际上，提供医疗服务只是个幌子，真正赚钱的生意是血液买卖。
自70年代起，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便开始以7美元1品脱（约为473毫升）的价格向阿肯色州监狱的囚犯购买血液。随后，该公司再以50美元的价格将血液出售给拜尔、百特国际等医药巨头。
高达600%的利润率驱使着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不断放宽卖血囚犯的准入标准，甚至鼓动监狱医生伪造健康证明，让更多囚犯参与到血液贩卖中。
于是，带有艾滋、乙肝和丙肝病毒的血液开始大量在市场中流通。
这样庞大且有争议的商业行动自然要上下打点，避免媒体和执法部门找麻烦。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每年都会给主管监狱系统的阿肯色州惩教部门捐款；此外，该公司还聘请了伦纳德·邓恩（Leonard Dunn）做为医疗总监。而邓恩是时任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的政治盟友。
198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现该公司未能排除乙肝阳性的卖血者，吊销了公司的血液销售许可证。
不过，克林顿很快便摆平了这个麻烦。在阿肯色州卫生部的帮助下，公司恢复了血液销售，受污染的血液再次流入市场。
这些不需要工作的囚犯，是非常稳定的血源。为了能在监狱换取一些享受，卖血成了他们主要的选择。
一名监狱看守回忆道，“囚犯们的手臂因卖血肿得像西瓜那么大”，在职的18个月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至少有3名囚犯因过度卖血死亡。
进入1990年代，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美国的经济从以工业生产为主，转变成了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
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了卖血为生的行列。美国的血液产业也不断扩大，开始流向全球。
第二章 沉默的地狱
坐落在英国汉普郡的特雷洛尔学院，是一所专门为残疾儿童设立的特殊学校。
1980年9月，10岁的马克·斯图尔特同他的哥哥一起入读了这所学校。他们都是血友病患者，希望在这所特殊学校能够得到专业的照顾。
然而，麻绳专挑细处短，这对患病兄弟却在这里迎来了更残酷的命运。
1981年5月，来自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科诺夫医生给斯图尔特兄弟和他们的父亲注射了一种用于治疗血友病的新型药物——凝血因子Ⅷ。
实际上，这种新药还没有经过测试。这次注射其实是科诺夫医生主持的研究试验的一部分，目的是研究这种新药的治疗效果与潜在血液疾病的传播风险。
但是，没有人告知斯图尔特一家新药的风险，他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治疗。更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新药的主要成分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囚犯体内的血液。
二十余年后，斯图尔特的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夺走他们性命的不是血友病，而是丙肝病毒引发的癌症。
而这并非偶然。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入读特雷洛尔学院的122名血友病儿童全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医药公司测试新药的实验对象。
最终，这些儿童全部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一半以上的人同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92人已经死亡。
一份1985年3月记录的政府备忘录显示，英国官员很早就清晰地认识到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有着极高的感染风险，却仍然没有阻止新药的测试与推广。
直到全球血友病患者中感染丙肝、艾滋病毒的人数急剧升高，各国的调查结果开始将矛头指向美国，公众终于见识到了这起血液交易的冰山一角。
然而，当丑闻开始发酵，一系列意外迅速将事件的真相掩埋，让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得知罪恶的全貌。
1993年7月，曾为小石城卫生管理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文斯·福斯特，克林顿总统的法律顾问之一，在华盛顿郊区的公园内开枪“自杀”。
1999年9月，揭露监狱血液交易丑闻的吹哨人——医生加尔斯特遭到燃烧弹袭击，诊所被烧毁。
2000年4月，英国卫生部一名工作人员“不小心”销毁了关于这起丑闻的大批调查文件。
与此同时，医药巨头们在法庭外同受害者的律师达成了庭外和解。根据要求，受害者被禁止对医药公司提起诉讼。这起悲剧就这样草草收场。
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囚犯们的血液是不能用了。1994年，阿肯色州成为美国最后一个停止出售囚犯血液的州。
但是，伟大的自由市场总是能够为利润指引方向。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底层的外国劳工成为了第一批受到冲击的人。
越来越多的血浆采集中心出现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劳工成为了卖血的主力。
同时，血浆产业正在以每年8%的速度不断增长。医药巨头们需要更多稳定的血源。
幸运的是，美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金融和高科技产业能够提供的岗位是有限的，制造业的流失则让美国的中产阶层不断萎缩。原本繁荣的五大湖工业区变成了铁锈带，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难以通过提供劳动换取体面的生活。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成瘾性药物开始在美国社会日渐泛滥。最终，这些失去劳动价值和劳动能力的人，将成为美国医药公司新的血源。
第三章 最后的价值
2014年10月25日，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警员接到了一起奇特的报案，一家血浆采集中心遭到了车辆撞击。
肇事者是一名35岁的女子帕梅拉·米勒，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女儿。
最近几个月，她经常来在这里“捐献”血液。由于失业，每次卖血获得的20美元，几乎成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但是，这一次医生发现她血压过低，取消了她的卖血资格。米勒与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这个愤怒的母亲开车撞向了这里。
由于独特的国情，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血液交易市场。
据统计，2019年，有超过2000万美国成年人参与过“献血”，其中有些人甚至达到了一年100多次，平均三天一次。
由于是以“捐献”的名义，“献血者”得到的报酬并不高。美国每单位血浆的购买成本为55美元，而以它为原料制成的血液制品，价格高达13000美元。
尽管如此，面对医药巨头，卖血者并没有任何议价的空间，因为血液采集中心门口经常排着长队，“你不卖，有的是人卖”。
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美国本土只保留了最赚钱的金融、高科技等高利润产业，越来越多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劳动的价值”。他们身上流淌着的血液，成为了唯一有价值的“产品”。
根据一项全美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卖血者是像米勒一样为了购买日常必需品。
2019年，美国血浆中心接收到了创纪录的5350万单位血浆，相比于08年金融危机之前，增长了三倍之多。
同时，医药巨头们的血浆采集中心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从2005年的300所，增加到2021年的1000余所。
其中80%的采集中心分布在人均收入低、治安混乱的地区。
克利夫兰，美国俄亥俄州第二大城市，曾经是美国最为繁荣的地区，重要的钢铁和汽车生产基地，如今沦为了满目疮痍的铁锈城市。
在最为贫困的几个街区中，毒贩们聚集在血浆采集中心附近，等待着那些刚刚卖出血液的瘾君子。不需要抽血验血，只要血压达标，再回答机器上几个程序化的问题，任何人都能轻易贩卖自己的血浆。
根据一份学术研究报告，接近17.5%的吸毒者有卖血的经历，其中97%携带丙肝病毒，25%患有梅毒，2.9%携带艾滋病毒。
不过，不管是囚犯还是吸毒者，对于血浆的来源，医药巨头们并不关心。医药公司宣称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病毒灭活技术，确保英国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但是，这种病毒灭活技术究竟是不是如此可靠，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即使从原理上是可能的，谁又能保证生产规范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更重要的是，当没有人需要为后果负责，这样的保证能有多少分量？
2024年5月21日，英国首相苏纳克承诺，将向受美国毒血丑闻影响的受害者支付“全面赔偿”。
然而，当年的英国卫生部长肯尼斯·克拉克，已经在四年前被授予爵位，成为终身贵族，进入上议院颐养天年。美国这边更是没有任何一位政客受到追责。
只有那些在经济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人们依旧在血浆采集中心排起了长队，为庞大的医药巨头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用毫升数计量着他们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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