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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与“通变”：古典与青年的新诠释
文/ 落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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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冯庆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出版了题为《古典与青年》的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是古典学与新青年的一次相遇。实际上，早在四年前，冯庆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当代青年与古典》（载《读书》2015年第10期），该文修改之后，以《古典学与当代青年》为题，收入这本论文集。从《当代青年与古典》一文到《古典与青年》一书，是2015年到2019年，而这两个年份与冯庆关注的主题都有某种内在关联——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冯庆，《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
按理说，与书题同名的《古典与青年》一文应当是文集的题眼，但从编排上，仅仅位于文集的第二篇。第一篇《通俗与媚俗》则很像乃师《密不透风》的写作手法，很可能是在向自己读书时期的指导教师致敬，那位“远见卓识的前辈”呼吁重视“古今之争”和“古今通变”，是中国第一位招收“古典学”博士的博导，而《通俗与媚俗》就在揭示，冯庆这本文集是面向俗世的古典学倡议。
二
冯庆开篇就在《自序》中引用了一位古希腊佚名诗人的诗，指出现代人很容易认可这首诗提到的人生四大幸事：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经济收入和友爱。当然，这四大幸事其实就是被美国立国文献之一《独立宣言》重申的三种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现代人对此毫不陌生，而且深信不疑。张文江先生注意到，这三种权利悄然与亚里士多德描摹的三种生活庶几对应：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于是，冯庆开篇这首诗也就奠定了整本文集的基调，要把握古今的“变”与“通”，何以幸福的答案就在其中。
亚里士多德
如冯庆所示，各个学科和各色人群所谈的“古典”不尽相同，其实非但如此，“新青年”也是如此。1915年，陈独秀（1879-1942）创办《新青年》杂志，当时的“新青年”而今已经作古，《新青年》杂志也不再是时代“预流”的新杂志引领者，而是一百年前的旧杂志了。
“故事”（past things）经过淘洗，成为“历史”（history）；经过戏剧编排，成为“故事”（story，诗）。诗与史的记载方式不同，立意高下有别。不过，无论诗还是史，都不自然成为“传统”，也不自然就有了“传承”。传下来的，已经是诗与史的一部分；而承接住的，则是这一部分中的又一小部分。
古典学与新青年的核心主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需要“通古今之变”的“变通”与“通变”；所谓“变通”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因人而异；所谓“通变”，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冯庆征引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正是此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传统的研习者，也是“创造传统”的新人。
三
林国华《诗歌与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和《古典的“立法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向我们呈现了卢梭一刀两断后的古今作品之别，古典的作品是立法诗，现代的作品是抒情诗，已经失之于下流。冯庆似有不同，抒情在这里是被重新提出甚至抬高的人性要义。
在科学的植物学之外，冯庆提出还有相对的“抒情的植物学”。因为人要有情、有义，这种情义诉求，自然也就要求有抒情的植物学。在科学的植物学视野中，花朵就是生殖器；而抒情的植物学，则以审美对待花朵。今天的我们，盛赞美丽的花朵，显然没有被科学的植物学武装头脑，但也并非进入冯庆认可的抒情境界，不过是将美好视作可以兜售的商品；或者是区分为珍惜植物、一级保护植物等等，将人类的等级也作用到植物之上。
[法]亨利·卢梭 《梦》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要“有情有义”，就需要“通俗”和“小说”，而不是“媚俗”。冯庆试图从通俗的日用而不知之中找到某种道理，这个道理关系到“人的根本处境”（human condition，参见阿伦特《人的境况》），所以他会关注租书摊，会关注《北国之春》和《鹿港小镇》，还会关注《星际穿越》和《乡村教师》，它们是生活的不同展开，却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光十色的人生可能。
冯庆不是一个多元主义者，虽然“青年人的特征在于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体现在丰富的可能性上，但在他心中，多种价值与判断之间存在高下之分。不过，这不等于他不关心绚烂多彩的日常生活。至于根本的道理，则蕴含在各色貌似并不相关的生活选择之中。文学专业出身的冯庆，不禁让人想到孔门文学科高弟子夏的言论：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子夏属文学科，却不过分注重“文学”，更看重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那才是指向“情深而文明”的关键（《礼记·乐记》）。
四
冯庆是一个颇有“时代”感的作者，他笔下的我们“时代”有几个标签：“理论时代”、“问路时代”“贫困时代”，他关心“时代任务”和“新的生活”，“新的生活需要人们一代又一代地自发建设”。
这种建设离不开“土的现代性”，即在地的民族性，脱离了政治共同体的大地滋养，一切美好设想不过只是空中楼阁。因此，要在大地上积极生活（vita activa），追求幸福，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进步”，还要懂得返回或曰返乡。冯庆呼吁在地性，因为失去地方特色的现代性，将会沦为没有灵魂的机器。
“漂泊的意义在于唤起家乡”，异乡之旅是一条“陌生化”之路，却也是不断返回、重新熟识的路，“漫游者”之路也是多种可能性的敞开。人们出生于一国，并在其中成长，就是踏足了两场平行的异乡之旅，既有以假定的外邦人身份寻求国家认同的爱国之旅（认知并认同出生国，抑或认知并认同其他国家），也是一条朝圣之路（认知世界），这种空间敞开的可能性，当然属于青年，也应当被青年捕获。
骄傲无知的现代人
不知道珍惜
那一片被文明糟踏过的海洋和天地
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
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郑智化，《水手》，1991年）
在当代世界，有两种不知邻居事的“陌生”形态。其一是，1970年代，法国学者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等人来华访问，巴尔特指出：“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其二则是陌生人社会的今天，人口流动，再不熟识，“独自打保龄球”。
柏拉图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中的苏格拉底曾这样说哲人：
他对邻居全然不知；他不知道邻居在干什么，甚至都不知道这个邻居是人还是兽；而对什么是人、什么力量和能力使人与其他生灵相区别这一类问题，他会竭尽全力去弄懂。
这里的苏格拉底向我们呈现了第三种陌生状态，此处的哲人可能对具体的邻人不够了解，却努力思考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这也是今天冯庆所呼吁的新青年的方向，不是走向“媚俗”或“乡愿”。
潜心于古典的冯庆心仪的不是多发几篇核心或权威期刊，做一场“启蒙运动的生意”，而是要为中华文明“恢复元气”，这关系到中华儿女能否过上幸福生活。
五
冯庆本人是“抒情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看电影《师父》时“总是被时或涌现的大腿带偏思绪”。他特意下笔如此，或许是希望借助通俗内容呈现非凡的道理；他预期的写作对象也不再单单是学界中人，而包括了一些有艺术和文学追求的青年，他希望在赏析大众通俗作品时注入自己想说的道理。
冯庆在自序中提及自己的隐忧，也许将来会“悔其少作”，三年前写下这个自序，放在今天刊出时，或许作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表述或思考可以再重新提炼，甚或有被今日自己推翻的嫌疑。与这本文集一同列入“三联精选·第三辑”系列的还有甘阳先生的《将错就错》（删订本），不知道这个很少见的“删订”是不是甘阳先生的“悔其少作”？但冯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将错就错”。
作者之所以不怕“悔其少作”，而选择“将错就错”，显然因为这一文集带有很明显的优点，作为年轻一代学人学习古典学的阶段性交待，除了艰涩的古典学术之外，还向更多的人敞开，他要以通俗的方式将更多的人引入古典学门前。据冯庆的师兄娄林老师的解读，文集第一篇《通俗与媚俗》中的“郑国峰”就是“正国风”。
毛子水
毛子水（1893-1988）将“国故学”视作“国新”，溯源古典学的青年，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新青年”。食古不化的绝非新青年，也不是今天中国底色的古典学研究的迫切使命；冯庆将习作集结为《古典与青年》的示范意义并非希望我们模仿他再出自己的文集，而是成为钻研古典却又化古开新真正的新青年。
虽然这本书有一些错别字，把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误写为《文明与美国的大学》，将“两足”误写为“两组”，但冯庆要担待的最大风险却是古典学术本身的独特意义，即如果我们读懂了冯庆，就要按照他的提示，不必再顾念这个现代学人的寻章摘句了，甚至也可以将冯庆这本现代作品抛诸脑后，转而直接去感受古典。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就说过，“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唯有重新尊重、发扬我们自己的古典传统，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找到少数青年人的承重墙”。而在新技术经验的时代，研习古典的时刻，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在创造传统”。
今天的中国仍是“少年中国”或“青年中国”吗？如果是，冯庆的这本《古典与青年》又有了更加浓厚的时代意义。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据冯庆自称，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阅读文化的古今通变”是“读书”，第二部分“抒情生活与精神返乡”是“生活”，第三部分“老智慧，新知识”是“知识”，无疑是在致敬慨然承担其文集出版使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本书的显在意义就是向我们昭示，如何以读书获得新知，由新知改善生活，继而走向幸福。
《古典与青年：理论时代的经典阅读》
冯庆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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