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腹地经济的地位、权重将前所未有地提升。战略碰撞期下的腹地经济将更多地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布局。
高层领导陕西之行引发关注和各种猜想。
实际上，此行既体现了近年来政策大方向的一贯性，也反映了当下的新变化。
这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伴随全球化退潮、中美贸易碰撞，再加上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产业链回缩、重塑，都将让腹地经济的地位、权重前所未有地提升。
那么，如何理解腹地经济？未来腹地经济发展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01
腹地经济三个阶段
上世纪中叶以来，战略环境的变迁始终在无形中牵扯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产业布局的选择。
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发展腹地经济旨在备战。抗战的洗礼令集合于沿海和长江流域的近代工业损失惨重（纺织业损失7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盐酸制造业损失80%，全国6344家工厂，损失60%）。
解放后，南方援越抗美、西南印度军队骚扰以及北部苏蒙边境陈兵百万的局势又如悬挂于中国经济之上“达摩克里斯之剑”挥之不去。
一边是建设紧需求，一边是战争的真威胁，由此，发展腹地经济自然成为承载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战略转移重地，即所谓的“三线建设”。
改革开放转向重在发展沿海经济。文革之后，国内经济百废待兴，继续依靠腹地经济发展的保守模式显然已难以刺激出被压抑多年的生产力，而沿海经济反倒可利用平原基建成本低、难度低、靠近港口码头的外向经济等优势迅速迈开经济建设的步子。
1978年12月23日，上海宝钢在长江之畔打下第一根桩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由腹地开始走向沿海。自此，非均衡国策下的腹地经济一定意义上是为沿海经济让了路。
当下将是沿海经济向腹地经济的回摆。大力发展沿海经济固然成效显著，但其最大的前提是建立在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的基础上。福卡早在2014年就判断，为中国带来高速起飞的战略机遇期即将到头，战略碰撞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若继续一味强调加大沿海地区的高密度布局将使得安全布置和防范战时风险的效费比同步增大。
以北京为例，一直以来，其功能定位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更是经济强市，严重的圈地、拥堵、缺水、污染，以及庞大资产的密集集中使得北京在客观上已区别于多数国家首都的功能定位而成为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地区，进而也加大了目标价值风险和军事防务的难度。
就此而言，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一定程度上也暗含着分散军事风险的考量。以此类推，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天然具有超级枢纽功能，但也要兼顾突出分散化、平台化的功能。
02
未来全方位竞争中的底牌
不过，战争意义上的碰撞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经济、外交、政治等领域的摩擦势必将在未来频发不断。
在此意义上，“腹地经济”不仅仅是战争意义上的战略预埋，更将成为国家在未来全方位竞争中的底牌。
相比于以腹地经济承载全国发展的建国前后时期和主要靠沿海的增量发展（如外贸、基建等）就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起飞的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形势、中国国情两大维度的变迁将赋予腹地经济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方面，在产能全面过剩的背景下，未来腹地经济显然无法通过产业的直接转移和照搬来继续发挥战略纵深的功能，而需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成为新动力；
另一方面，沿海经济向腹地经济的回摆并不同于过去“非此即彼”的战略转移，而是互补发展，相辅相成。
03
全新形态的六大方面
由此推断，未来腹地经济将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或将体现为以下六大方面：
1）大件经济。
一直以来，大件或超大件产品的最大瓶颈在于，从产地到市场的运输困难，如铁路运输需设备拆解，公路运输需与途中各收费站逐一协调等。
因此，过去诸多东北装备制造企业纷纷把在本地运输不便的大型件、特大型件的生产部门向大连、秦皇岛、天津等港口城市转移。
然而，随着近几年城市空间利用殆尽，大件经济向外转移已是难以避免，以沿江经济替代沿海经济，利用内陆水运将大件生产与加工由垂直分布转变为以长江为纽带的横向布局或将是为沿海经济腾笼换鸟的现实路径。
届时，大件经济也将在沿江地带全面开花，成为腹地经济的新特色。
2）大制造经济。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人口、环境、土地空间几乎都已到了临界。
然而，原有大规模制造往往又是国民经济发展、高端产业生产配套所必须，当沿海城市转向高精研贸对接西方，内陆城市吸纳大规模制造承接沿海无疑将是腹地经济的一大特点。
而大制造本身不仅将有利于腹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缓解就业压力上也是极大的助力。当然，若要腹地经济真正发挥大制造经济的特点，不仅还需要解决经济成本的难题（如运输），更要解决行政成本的问题，毕竟如果政策不配套、服务不到位，大制造产业将面临“腹地转不进去，沿海留不下来”的窘境。
3）备份经济。
大数据正颠覆着所有的数据保护手段。据IDC发布《数据时代2025》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2018年的33ZB增长到175ZB，相当于每天产生491EB的数据。
遍及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和庞大的数据交换使得数据安全已成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远离沿海的异地建立备份，当一处系统因意外(如火灾、地震等)停止工作时，整个应用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使得该系统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将是未来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而西部内陆地区自抗战时期起就具备着避险抗灾的地利优势，自然理应成为未来备份经济的主战场。
4）分散经济。
所谓分散即没有中枢，可以避免非常时期被“一锅端”的风险。
事实上，如果不是滚珠轴承，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韦因富特镇可能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承担了德国航空业三分之二的滚珠和滚柱轴承产量（约160万套）。
二战时期，在盟军面对德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苦无对策之际，正是有专家人找到了这一关乎整个德国军事工业的枢纽所在。几番轰炸过后，德国因轴承产量骤减，飞机、坦克、大炮、潜艇、卡车等产量随之大幅下降，最终使德军在战场上全面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毫不夸张的说，德国正是被轴承生产中心的毁灭所拖垮。
由此可见，腹地经济在军事战略层面上的特点应当是网状化、没有死穴的经济。
5）刚性经济。
福卡始终认为，与其将资金投入虚拟金融领域，最终以蒸发形式收场，还不如以适当的铁公基等固定投资更为直接、实在。
不过，刚性经济既然作为腹地经济的一大特点，显然无法用单纯的投入产出或性价比的思维来考量，而从未来视野看，刚性经济至少还暗含了两重含义。
一则，公益性。
以饱受争议的西部机场建设为例，由于机场在运营中兼具公益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因此往往难以做到两者兼顾。
但鉴于腹地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此前所述的大制造经济还是分散经济）离不开基础建设的支撑，刚性经济自然也无法完全根据市场供需来决定。就此而言，其公益性似乎还要大于收益性。
二则，战略性。
据报道，到2020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将发展到260个以上，看似不经济的刚性建设若从战略碰撞的角度来看（类似于在高速公路“暗埋”战时运输飞机起降预备跑道），其发展正方兴未艾。
6）两用经济。
两用经济强调的是战时转产能力，即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军事需要可迅速、机动地转为军用生产。
如日本的坦克生产虽然只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小松制作所3家企业，但如果把部分汽车生产线转为生产坦克，年产量可高达1万辆，而日本陆海空三军自卫队装备的导弹有90％是国产战术导弹，其生产的大部分由电机厂和洗衣机厂承担。
此外，日本的造船业位居世界前列，并已具备生产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能力。据研究机构测算，日本一旦介入国际军品贸易，日本军工厂商将控制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市场的46％、舰艇市场的60％。
由此看来，既可促进经济又有战略预埋的两用经济或将成为腹地经济的一个主要形式。
综上可见，战略碰撞期下的腹地经济将更多地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布局，而兑现这样的战略安排，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既将集中体现中国“两大”（大市场、大政府），也对现实中“两大”的勾兑、协调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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