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一门历史学，仅局限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门著作就层出不穷，叫人目不暇接，让想读书的人欣慰而兴奋。
早年，拥有万册藏书者常自诩“坐拥书城”。不敢说我家亦坐拥书城，但我睁眼来到这个缤纷世界时，我确是在书的围绕之中。
承继了家里几十年的习惯，我也喜欢读益书买好书。培根说，读书使人充实；鲁迅言，学生不为升学、教师不为教书而自觉读书者才是真读书。我读书当然是真读书，但我读得却杂而无章，充其量只是一个胡读乱读的“读货”而已。
家里没人史学出身，但我却偏偏选择了历史学。觅明镜，知兴替，鉴未来。果有此境界？从来没有，唯冀肚子里多点墨水和故事，期同学好友相聚之时有谈资助兴罢了。
最近一直在读关于“革命”的一些书。毛泽东主席对“革命”有过不少论述。他曾说，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要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时代烙印，很有意思。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王奇生先生认为，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王先生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他的专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也由此写成。
“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王先生进而以为，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王奇生先生的这本著作2010年1月初版，到今年9月竟已第9次印刷，不得了。也没见他的著作特别标示了什么什么基金资助之类的文字。我知道现在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不怎么待见，原因很简单，不好卖，没钱赚。但王先生的书怎么就如此畅销？
首功当然属于王先生自己。任职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研究员，换言之，就是专职书虫和职业写手，十年苦读，一朝奇生，你不出书、不出好书，对得起谁？
其次要归功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名字读就起来就这么高大上，要出历史学的著作，还有谁比其更有能耐吸引优秀作者和说动读者大众？其图书门类的精到细分，其各种冠名丛书的恰当配比，其责编的尽责能力，其用纸，其印刷，都让我赞佩，尤其设计和装帧，让我这个至少有过十年业余修为、至今对平面和版面设计情有独钟的“校刊编辑主任”叹服。
好书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除了王奇生的，汪朝光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黄道炫的《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许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人文的好书，买来通览之后，都成了我的个人藏书。
想读书者当真读书，欲出书人需呕心血，如此这般，爱读书、爱读好书者多了，用心写作的学术著作人自然也会多。中国13多亿人，其中有阅读需要的大专院校学生人数就无法胜数。从这个角度思量，一本学术著作8年之间连印9次，让人惊羡，却也不算多。好书，印无止境，人人可读，人人爱读，这，也许才是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2018年12月8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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