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新中国终于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这场始于农村的改革，一路大刀阔斧，波澜壮阔。算而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个年头。子曰：“四十而不惑”，这场改革也进入了她的不惑之年，相信她会在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道路上，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能记起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模样的人，大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前出生的，也都早已先后步入了不惑之年。乡愁，大概也就是这些至少像我一样年龄的人，脑海里偶尔才会闪现出的对农村的思念。
四十年前的光景，仿佛历历在目，恍惚就在昨日。
四十年的时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显得更加短暂。四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发展长达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更如白驹过隙，转瞬而逝，毫无踪迹，短暂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皇五帝的时代，大概还属于新石器时代，长江黄河流域的部落氏族众多，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传说中号令天下的人君，德泽四方，恩被禽兽。尽管传说中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就已经创造了文字，只可惜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三皇五帝时代确凿的文字出土，流传下来的天下一统的传说不排除夹杂了后人的演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开始的夏代算是已经有据可查的了，可惜目前仍没有发现夏代就存在文字的证据，有人说夏代就真的开始天下一统了，但似乎也同样只是后人的美好愿望。要知道，只有在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也就是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后，文字才可以算得上开始普及，文书行政才得以大行其道，但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仍旧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夏代，执玉帛者还有方国，很难想象在文书行政之前，靠口口相传的夏代就真正实现了天下一统。其实，商周时的天下，应该还是方国诸侯林立。商汤之时，至少还是方国三千。到了商代后期，仅有文字记载的方国还多达二百之余。武王伐纣时，会盟诸侯的数量高达八百。西周之初，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数量就七十有余。战国末期，诸侯数量几近九百之数。严格来说，只有秦汉之时，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一个真正天下一统的政府，此前的中国，只能勉强算得上“封建”意义上的统一。至于秦汉以降，迄至明清，中国也时而一统，时而分裂，天下分分合合不已。汉唐元明清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天下一统时代，其他时期裂地而王者层出不穷。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之中，除了正统王朝，中国大地上前前后后还出现了数以百计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王国。
算而今，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的大大小小王国数以万计。这些王国，有些没有撑过四十年，一些即使撑过了四十年的王国，在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史书记载中也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基本空白。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在小篆之前，书写困难，几十年间乃至上百年间的历史，也只能留下只言片语，流传下来的传说也寥寥无几，且不免众说纷纭，被后人各自演绎，以至于大明迂怪，混洞虚诞，其时真相究竟如何，后人不得而知，只能靠着后来出土的文物管窥一二。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在铜鼎竹简绵帛上书写惜字如金，史料缺乏亦在意料之中。纸张出现之后，书写变得容易，文字典籍也渐渐普及，读书人也开始增多，纪一时之人杰，录一世之大事，史料渐渐增多。尤其在活字印刷之后，著书立说更加方便，传记典籍浩如烟海，书籍也变得便宜，乃至布衣之家亦可一窥诗书。然而，随着文书行政的开始，文明与战争相随而至。物质文明得以提高的同时，野蛮战事日益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频发的战乱，无休的杀伐，萦绕着每个朝代，挥之不去。小者攻城掠地不已，大者灭国屠城不止，史料多随战事烟消云散，不得一见。保存不善，或天灾突发，也会导致史料毁灭。或出于统治需要，在位者选择性叙史，选择性记史，选择性存史，焚他史，坑异士，史料又毁之一炬。《宋史》云：“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可悲可叹！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毁坏，历史上四十年间乃至更长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不得而知，难免让人顿生四十年太短的感慨。
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千年之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八成乃至九成以上，反映这八九成人口生产生活变化的资料还真不多。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漫漫长河中，上溯三皇，下迄明清，不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布衣平民的生产生活几无大的变化。或男耕女织，渔樵耕读，或逐水而居，逐草而牧，古今大同小异。五千年间的变化尚且不大，遑论四十年？倘若四十年间的变化微缈，或者根本就不重要，史官轻描淡写，或者史料稀缺，亦不足为奇。
当然，四十年的时间也不能算太短。秦汉一统后，华夏大地上随时都可能风起云涌，盛世变乱世，乱世变盛世，朝暮之间，旦夕而已。四十年间，甚至数年之间，如果发生的变化太多，就难免让人感觉四十年又太久。
自有秦以来迄至晚清的两千多年间，中华大地上先后有三百四十九位帝王登台亮相。如果我们再算上南朝北朝五代十国，把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帝王都包括在内，那么先后就有四百多位帝王登基执政。倘若再把历史拉长一点儿，从夏商就开始算起，把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都包括在内，把勉强算是帝王的也包括进来，帝王的数量就几近六百之数。取其中，四百人君之中，在位时间最长者，当属清初康乾二帝，各自执掌天下长达整整一个甲子；在位时间最短者，当不让金末完颜承麟，也就仅仅做了半日皇帝而已；在位时间不足半年者，四十有余；在位时间不足十年者，高达二百四十有余，在四百人君中占到六成。如此频繁的改朝换代，人君朝夕更迭，真正礼让禅位者屈指可数，被苦苦相逼退位或丢了性命的倒是不少。为谋忝帝位，父子反目成仇，夫妻同床异梦，兄弟尔虞我诈，君臣夺命相逼，处处刀光剑影，时时危机四伏，人人命悬一线。虽高居人君之位，仍不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仍不免虎狼在侧之忧，故人君常也惴惴不安，寿终正寝者寥寥无几。都说皇帝是个相当危险的职业，看来此言的确不虚。
南朝刘宋王子们有“愿后身不复生（帝）王家”的悲叹。用现在人的观点来看，皇子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天下几人能求？刘宋皇子放着好好的皇子不愿当，却宁肯当个普通百姓，刘宋皇子们那得有多矫情？！其实，帝王都命不保夕，皇子皇孙就更危险了，同室操戈满门抄斩者不计其数。想想南朝，刘宋明帝即位后立刻就杀了其兄孝武帝的十六个儿子，而明帝的十二个儿子又被后废帝杀得一个不剩，你说刘宋皇子们的悲叹能言不由衷吗？
频繁的朝代更替和帝位更迭，皇子皇孙朝不保夕，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原因和很多故事。探究个中原因，叙述精彩故事，汲取经验教训，遂成为史书记载的重点，大书特书。帝位更迭的背后，或是父子相争，手足相残，谋权夺国；或是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巧取豪夺；或是王侯将相欲壑难填，内外勾结，伺机谋乱；或是勇兵悍将攻城略地，征伐不止，杀戮不已；或是奸臣小人趋炎附势，狼狈为奸，争权夺利；或是贪官污吏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上行下效，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穷斯滥矣，一夫揭竿而起，万人云合响应，王朝只能改弦易辙。这些令人不卒忍读的故事，真是罄竹难书，一个接着一个，一篇连着一篇，充斥史书，岂不让人顿生四十年太久之感？
当然，上下五千年中也不乏盛世美景，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这些盛世的出现，多是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人口大幅减少，恰巧又碰上了一个开明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之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大乱之后的大治。大乱之后的大治，主要靠的是人少地多，其实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水平变化不大。待承平日久，人口滋多，人地矛盾又开始突出。加上承平日久，王侯将相开始渐渐不思进取，太守县令知府知县糊弄应付，胥吏掾属鱼肉百姓，倘若再碰上洪涝干旱飞蝗之类的灾害，可谓天灾人祸齐聚，改朝换代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了，也就是所谓的大治之后的大乱。后人云，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乱，或者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表面看来颇有些历史规律性，或者说有些必然性，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春秋笔法的味道，其实未必如此。春秋战国期间，诸侯纷争，列国称雄，待嬴政履至尊而治六合，天下归秦。然，一统天下的赢姓，坐拥崤函之固金汤之城的秦朝，不是二世就亡了吗？东汉后期，天下纷争，魏晋之前就已经不是天下一统了。赵宋王朝也不是天下一统，南宋皇帝不是只能偏安于江南一隅，苟且偷生吗？
际会盛世，君臣齐心，上下戮力，修美休德；上顺天时，下循地利，万物和合；农时不误，节令不荒，民意弗违；怀柔抚远，万众乐归，国势日昌；府库充盈，国富民殷，国泰民安。际此盛世，人口增加，财富增长，老百姓衣食住行也相应有了改善。然而，古之盛世，多是经过长期战乱改朝换代之后，才偶尔出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人口是最重要的武器。唯有杀的对方片甲不留，方能解恨，方能无忧。所以，战事一起，胜则杀人如麻，败则倾城被屠。长期战乱之中，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人口百无遗一，田野荒芜，乃至于民众易子而食。历经了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数量必然大幅降低，甚至减少过半，野鹿庙现，四野空旷。人口锐减，而土地广袤依旧。不论是耕种放牧，还是捕鱼贩樵，都变得相对容易。没有了战乱的纷扰，在吏治还算清明的时间，赋税徭役不重，大多数平民百姓自然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如果恰巧碰上了一个开明的皇帝，遇到了一个清廉的宰相，就像文景时那样，百姓就可以徭轻赋薄，乃至田赋免除。碰上皇帝高兴，说不定还隔三差五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者粮油布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民众生活富裕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就高尚了一些。钻研孔子儒学的士人多了，探究释迦佛教的弟子多了，体悟老庄道教的居士多了。如果再恰好碰上皇帝文惠，皇亲国戚笃信，孔庙、寺庙、道观当然也就多了起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曾辉煌一时，那也是民众富裕之后追求丰富精神生活的表现。然而，即使盛世期间，普通百姓以人力蓄力为主的生产方式也几乎没有什么显著变化，民众生活虽有改观，但衣食住行方式几乎依旧。既然世事反复依旧，百姓的生产生活当然就不值得大书特书。
四十年的时间，或在历史记载中一片空白，短也；或在历史记载中细致入微，长也。
历史上已经久远了的四十年，或悲或喜，对普通人而言，大都已经烟消云散，几乎无关现实的生活。但是，连接现在的四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言，那可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今已经达到七十六岁了。四十年的时间，也已经是多半的人生了。一些克己奉公者，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战战慄慄，为工作呕心沥血，往往英年早夭，四十岁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对于那些生活贫穷之辈，对于那些糟糠不厌之属，对于那些衣不蔽体之人，对于那些疾病缠身之类，他们往往也活不到六十岁，四十年的时间已经是大半个人生的时间了。
对于依旧活在当下的中国人，不论是三尺幼童，还是耄耋老人，不论是士农，还是工商，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能想象出四十年后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谁能想象出四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又有谁能想象出四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对于那些正嗷嗷待哺的孩童，对于那些正豆蔻怀春的少年，四十年的跨度太大了，四十年后的日子真的是太遥远了！他们往往根本丝毫不会思考四十年后的样子。对于大多年过花甲的耄耋耆老，四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久了，他们往往也再活不了另一个四十年，可能用不着有太多思考。
大多凡夫俗子，如有思考，充其量也只是盘算一下四十年后自己的年龄大小，自己是否还会在世；或者儿孙年龄将会多大，是否子孙满堂。稍有超俗者，或许会对四十年后的景象做些美好憧憬。这些美好的憧憬，也大多基于现实的自我，基于现实的社会，基于现实的发展惯性，仅仅做些简单的外推而已。对于大多数像我一样衣食无忧小康已就之人，多会根据现在的工作情况，根据现在的收入水平，根据对未来变化只言片语的理解，依旧做着求学苦读、埋头工作、结婚生子和退休养生的打算，心目中四十年后的样子，充其量也就是现在样子的局部改善，或是简单的翻版而已。尽管我们坚信，四十年后的自己，四十年后的社会，必定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们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也很难接受，四十年后的变化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智者当然例外。智者，一叶知秋，管窥见豹，听于无声，察于无形，能闻蚊睫有雷霆之声，能视蜗角有伏尸之战，能洞察世间一切，也能知悉社会未来。但智者口中的未来，我们多数人往往根本就听不懂；或者即使听懂了仅仅那么小小的一点儿，也根本不会理解，更不会相信，视若天方夜谭的笑话，一笑了之。
然则回想中国近百年之变，或可进一步体察世界变化之快。1921年时的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军阀割据，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积贫积弱。有谁能料到，当时只有区区五十余人的中国共产党，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打下了一片红彤彤的江山，成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呢？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些部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些党的干部，贪污腐化成风，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以致民怨沸腾。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锐意进取，从细微之处着手，却又大刀阔斧，既伏虎，又捕蝇，用了仅仅不到二三年的时间，四风几无踪影，吏治陡然清明。当初又有几人能料？
假如我们穿越回到了1978年。我们见到了一个当时生活艰辛的农民，让他猜猜四十年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那时的期盼，顶多就是衣食无忧。当时，普通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不就是楼上楼下，不就是电灯电话吗？
当我们告诉他：四十年后，你的收入会是现在的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你会经常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即使一时还做不到养尊处优；你会时常天南美食，海北佳肴，即使一时还做不到管饱管够；你会经常添新衣，置新裳，即使一时还做不到锦衣满箱。他一定会认为那是城里人过的日子，而且绝对还是城里非常有钱人的日子。丰衣美食的生活，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农民身上呢？
当我们还告诉他：你会经常乘坐汽车火车，乃至飞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旅游观光；你甚至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一家人开着轿车去远行，去访亲会友。你会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里面有电视有电话，有冰箱有洗衣机；你会有一台电脑，它几乎瞬间就能告诉你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事儿；你会有一个烟盒大小的手机，既可以用来打电话，也可以用来拍照，还可以用来查阅几乎你所有想知道的事儿；你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只需一个电话，或者用手指就那么捣鼓几下，就可以立刻买到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有人会送到你家门口。他一定会认为，我们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或者是疯了，而且疯的还绝对不轻。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千里眼，顺风耳，想啥有啥，这不全是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吗？
当我们还告诉他：四十年后，耕地播种时，你也不用一钁一镐的刨地了，耕地的拖拉机会上门服务；给庄稼打药时，你也不用头顶烈日背着喷雾器满地转悠了，喷洒农药的机械全代劳了，甚至还可能是一架无人机；收获时，你再也不用驼着背弯着腰刀割钁刨的劳累了，联合收割机会排队过来；收获后，你也不用肩挑车推往家背了，有人会到你家田头直接收购。你甚至啥活儿也不用干，把土地托管给别人，年底时坐在家里数钱就行。他一定会说，那绝对只能是地主，而且绝对是超级大地主，才有可能过上的日子。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暮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不才是本分农民的日子吗？不耕种，不打药，不收割，不贩卖，不劳而获，那还叫农民吗？
最后，我们还告诉他：四十年后，种地养猪再也不用上交农业税了，国家反而会给你补贴；到了六十岁，你也会有退休金；生病了，你可以到城里的医院看病，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孩子上小学和初中都免费，家庭困难的还有补助，近半数的孩子都会考上大学。他必定会吃惊地跳将起来，皇粮国税，看病花钱，上学付费，天经地义。种地国家倒贴，看病国家掏钱，上学国家付费，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来，亘古未有，就是神话传说中也从来没听说过！
可是，我们告诉他的真实情形，他死活都不会相信的梦幻场景，不正是当下农村的写照吗？
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不正是这四十年变化的结果吗？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这四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这些沧桑巨变，又有谁在四十年前能够料得到呢？这种变化，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倘有人疑问，我们反而会诧异，难道本来就不应该变成现在这样吗？我们甚至认为变化还应该再大一些，因为我们认为现实还有很多很大的改善余地。
历经四十年，发端于1978年的这场中国农村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方式，农业已经不再完全依靠农夫早出晚归下苦力了，而是更加依靠科技和资本，更加依靠新形式的联合。
历经四十年，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农村已经不再是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代名词，而是瓦房楼房林立，交通便捷，山清水秀，甚至是很多城里人修心养性的理想之地。
历经四十年，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农民不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是小康有加，温饱不愁，幼有所教，老有所养。
短短四十年间，不仅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仅就收入增长而言，纵观世界诸国，迄今为止，只有五国曾历经四十年而能保持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速：中国百分之七，博茨瓦纳百分之六，新加坡近百分之六，韩国和赤道几内亚百分之五。这些中国之外的诸国，人数稀少，地域狭窄，尽管成绩也实属不易，但与我中国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其余四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当属韩国，其人口只有五千万左右，尚不及我一省人口之众，其国土面积亦不足十万平方公里，不及我一省面积之广。博茨瓦纳国土面积虽近六十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区区两百多万。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之上，在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之中，能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只有中国！
三十年后，也就是本世纪中叶，几近新中国百年华诞。我们期待，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如约而至！或许，对于这个梦的详尽画面，我们现在还难以勾画的特别清晰，但这个梦实现的时候，就是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也就是我中华民族重执世界牛耳之日！
四十年前还是一个农村的穷孩子，而今执教于象牙之塔，我曾何德何能？尽管四十年前亲历目睹了当时的农业农村农民之变，却又何曾料想四十年有此辉煌巨变？甘饴此盛世美景，本意欲探究此四十年之所以变，以期对未来之变有所裨益。然而，看多了当世大家的撰述，听多了时下名流的演讲，突然发现自己竟浅陋至极，虽已登堂，仍尚未入室，根本无法置喙。
然余仍不甘心，唯恐无以文则无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故勉强为之，谨以此文记余1978年前后之所见所闻所作。今人看昨日，易流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却又难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其时，我还懵懵懂懂，今日所记，难脱以今日之见妄揣昨日之偏颇，亦难免如盲人摸象，挂一漏万。
生性愚钝，我都能感受到的农业农村农民四十年之变，想来我的同事和朋友也必定能感受到，而且每个人的感受也必定有所不同。如能把不同人的感受汇集在一起，必定能更全面反映我国四十年之变。所以在书稿草就之际，我盛邀了青禾、文阁、书文、李军、马铃和子涵几位，请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他们所感受的四十年之变，一起呈献给读者。
青禾先生是我的老师兼学长，出身农家，谦谦君子，著作等身；文阁先生亦师亦友，出身农家，豪爽侠气，有白圭之资；书文先生亦友亦师，出身农家，文质彬彬，有端木遗风。他们三人都长我数岁，比我感受到的四十年巨变更深刻些。李军先生是我的同事，亦有师生之谊，比我年轻几岁，出身农家，饱读史书，满腹经纶，对四十年之变有更为历史的感受。马铃听过我的课，也算有师生缘分，少时虽住在农村但有城市户口。城里人看农村，大概有躲在玻璃窗后看户外风雨的感觉，不论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尽是风景，基本置身事外。马铃看农村，应该象站在屋檐下看雨，既看了风景也沾了泥巴，既身临其境却又若即若离。子涵生于西北的甘肃，刚到花信之年，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先生，仍在教育的长河里摆渡。对四十年之变的感受，部分源于自己的体会，部分来自父辈们的唠叨。
尤其值得自豪的是，刘奇先生和陈文胜先生也为本书写了几句话。刘奇先生，是我倾慕的长者和学者，温文尔雅，对三农问题了然于胸，每每与其交谈，先生终不嫌我见识浅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每谈总有茅塞顿开之感。我和陈文胜先生虽只有几面之缘，但我被他的三农情怀深深打动，他是《中国乡村发现》的主编，一直在为中国的三农事业鼓与呼。请这两位长者赐言为本书装点门面，虽有附庸风雅蝇附骥尾之嫌，但借机再讨教他们，也应该算是“知然后而知不足”吧！
尽管他们各自的具体感受各有不同，但感受到四十年发生了巨变是相同的，农业农村苦乐交集的感受是相同的，可以算得上和而不同吧。他们在抒发四十年巨变的感慨之际，对我的书稿也难免有溢美之词。被人表扬总是高兴的，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不虚伪的君子。暗自窃喜之余，我还是有些清醒的，在我看来，他们的溢美之词，必定是由于我书中描述的事情激发了他们苦乐齐集的回忆，他们的美言是因为祖国四十年巨变而由衷发出的，不是针对我的书稿的。
忆昨日之苦，方能真正感受今日之甜，才可能更加珍惜当下之社会，并为之不懈奋斗。昨日之农村，也不尽全是苦，乐趣也不少。苦并快乐着，这大概就是时刻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乡愁吧！
（转引自《苦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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