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师范出名，是否占了高邮这个地名的光？不知道。但高邮在当代名声鹊起，一定与作家汪曾祺有关。有文学青年对汪曾祺先生说：“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秦少游第一，您第二！”汪先生听后，慢悠悠地说：“高邮鸭蛋是第二，我是第三。”这就是汪曾祺。汪先生愈是低调，他的故乡高邮反倒愈是享名在外。
我由高邮师范扯到高邮，又由高邮扯到汪曾祺先生，似乎信马由缰地越扯越远了，其实骨子里一点也不跑题。汪曾祺先生与高邮师范曾有过亲密的一面之缘。
两年的师范生活，我的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肯定绕不过小说家汪曾祺。1981年，适逢汪曾祺先生回故里高邮探亲，教中文的莫绍裘老师特邀汪先生来高邮师范作讲座。讲座设在学校大礼堂里，汪先生和莫老师坐在前台。汪先生是一个十分慈祥的老人。开场白很别致：“我是高邮人，是高邮湖的水把我喂养大的！”语气里明显带着几分自得，是想遮都遮不住的。他讲方言文化，不单对家乡高邮诸多职业的叫卖声了然于心，作现场吆喝，有腔有调，很是好听。且对外地方言亦如数家珍，模仿得惟妙惟肖。比如他说昆明人就将“椒盐饼子西洋糕！”吆喝成“捏着鼻子吹洋号！”还说河北人将“墙上挂着一枝枪”说成了“枪上挂着一枝墙”，十分有趣，逗得台下爆出一阵又一阵的欢笑声。
如果把见到汪先生第一面的感觉，比作午夜时分躺在床上的我，听到来自大运河上飘过来的一声长长的汽笛，那么那个跟汪先生坐在前台的莫老师，就是朝朝夕夕从高邮师范身边浩浩荡荡穿过的大运河。
18岁那年，我负笈求学，踏进高邮师范的大门。那是1980年，高邮师范的校门两边挂着两个牌子，北边是红旗中学，南边是高邮师范。就像一个大院住着兄弟两个人家，进了大门就是红旗中学，往内走紧靠东边的就是高邮师范。今天看来近乎寒碜，滑稽！好似中山装口袋上插的两支不同型号的笔，但那时在我眼里却十分好奇与振奋。一块白底黑字油漆斑驳的牌子，“高邮师范”四个大字，我用力盯了一眼又一眼。因为那是我梦寐以求的“龙门”啊！站在高邮师范大门外，我是一条乡下“泥腿子”，跨进高邮师范的大门内，我就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吃国家饭的城里人。
我刚进高邮师范，我的语文老师莫绍裘也是当年刚调进学校的。他说自己刚进师范时，内心是存着几分忐忑不安的。近乎23年不碰书，不动笔，连信都不会写了，哪里能够教书育人呢？这个当年在武汉大学上大三时，《人民文学》就邀请他去工作的才子，竟然对小小的高邮师范心存敬畏，不能不让人心动。说到高邮师范，不说叶橹不行，叶橹是绕不过的话题。叶橹进师范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我们进校前，学校负责人朱超在武汉开会，听那里的人说起：当年武大有个学生名叫叶橹，极富才华，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可能流落在江苏高邮。回到高邮后，朱超到处寻找，都不知道有叶橹其人。后来听人指点，叶橹是笔名，才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叶橹。据说，找到叶橹时，他正拉着煤车，给人家送煤球呢。
叶橹者，莫绍裘先生也。叶橹的名字充满了诗意，他的课堂也一样诗意飞扬。他授课诙谐幽默，通俗易懂，不会空洞地说教，通常在阐述一个道理后紧跟着幽默一个故事。讲的故事，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古雅中藏新意，诙谐中见深刻。课堂上，忽儿师生大笑，每堂课我们如沐春风，都在开怀的笑声中飞过。老师讲诗歌《地球，我的母亲》时，说当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一天去图书馆，刚走到门口突然诗兴大发，忙折过身子冲下台阶，扑倒在大地上，张开双臂拥抱着大地。就这样，诗人的浪漫和爱国情怀被老师演绎得淋漓尽致。记得文学课安排在周三上午，每至周一我们便翘首企盼着，在我们心里，周三是灵魂飞翔的日子。永远不忘的是他那铜钟一般爽朗的笑声，纯洁、透明、诗意，亦如玩童在如诗如画的河流和田野间发出金子般的笑声。
因为有了叶橹的加盟，高邮师范的文气越发昌盛。从母校先后走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单以兴化而言，大腕重量级的，王干是一个，费振钟是一个。1980年代，王干和费振钟联手闯进中国文坛，像剽悍的黑马横空出世，展示了矫健挺拔的雄姿，他们俩和丁帆，号称江苏评论界的三剑客。紧追其后的刘仁前，凭着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中国青年》杂志获奖，一炮打响，轰动了里下河地区。当年，不少文学青年慕名来到兴化拜访刘仁前。文脉延续到1992年，兴化学子朱天曙，由叶橹老师推荐，以优异成绩保送扬州大学读研。现在，朱天曙已然成为西泠印社成员，中国当代最年轻的书法家教授。谁晓得西泠印社的门槛有多高？诗人金倜说，它高过窗台，高过房檐。常人踮着脚尖儿，不管是往上跳，还是往上蹦，连门槛边都摸不到。年轻的朱天曙，不仅摸到了门槛，还登堂入室，占到了一把椅子。你不服，也得服！
我对高邮师范十分自恋，因为高邮师范是我的大学。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村上第一个金榜题名者。当年高考全公社就考取了两个人：一个进了扬州商校，另一个就是我，进了高邮师范。尽管高邮师范是中专学历，但在村人眼里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大学生。当然，在我心里也一直把自己看作大学生。一枚亮晶晶的校徽，就像童年时代毛主席像章晃在胸前一样荣耀；每每走出学校，我也是挺自豪地掴着“高邮师范”的校徽，神气活现地在书店、商场、电影院进进出出。
我恋母校，自然不能不恋从高邮师范身边浩浩荡荡穿过的大运河，还有大运河里巨龙般遨游的长长的拖队。当年第一眼看到大运河，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神奇。那是18岁的我来到这个世界见到的第一条大河。一头连着杭州、一头连着北京的大运河，曾给我带来多少美丽的梦想啊！多情的我，轻轻地俯下身子，掬一捧大运河水，自以为就能够触摸到南方与北方的脉搏与气息呢。
都说湖是城市的眼睛，珠湖紧紧傍着大运河，当然是高邮最迷人的眼睛了。珠湖和大运河是属于高邮的，当然也是属于高邮师范的。北大有个未名湖，未名湖在校内；高邮师范有个珠湖，珠湖在校外。倘若说康河赋予了剑桥大学的浪漫，那么大运河和珠湖就滋养了高邮师范厚重的灵气。
高邮师范虽不是大学，却藏龙卧虎，聚集了一批大师级的教师，在今天实属罕见。两年的师范生活，我有幸遇到了诗评家叶橹和数学特级教师金成梁这两位老师。我在多篇散文里写过叶橹老师，不知为什么，金成梁老师却只字未提。今天写这篇散文，在别人眼里，一定以为我是临时拉金成梁老师来为母校搞赞助的！或者有人见我随便拉一个理科的老师来凑数，以为我又跑题了！其实眼下的我，终于读懂了金老师骨子里藏的诗意。他的形象总让我联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匆匆》。你看他夹着讲稿走路时，极像一阵疾走的风穿过校园；你看他上课时在黑板上板书的样子，犹如一阵快速的雨点击打瓦片；你看他叫人回答问题，一个问题瞬间能叫起一大片学生。他的逻辑，你坐在课堂，就必须投入，你站起来，就必须对答如流；你愣在那里，他的手就会点将下一位：“你说！”像击鼓传花，语速极快啊！以至穿越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焦渴的追问，“你说！”
数学与语文不搭界，但金成梁老师就时常跟莫老师发生交集。当莫老师上课忘了下课时，总是站在窗外候课的金老师提醒了他。
年轻帅气的程军，执教我们的古代汉语。他的粉笔字，一笔一画，都带着颜体的风韵。古朴大气，亦庄亦谐，落在黑板上就是养眼的书法作品。课堂上，总有不少同学一边听课，一边挥笔临摹他的字。据说他参加高考时，作文便是用毛笔书写的，阅卷老师都惊呆了。文采加上墨香，使他的作文意外地拿了满分。赘牙倔齿的古文，叫人生厌，中学时代生吞活剥，死记硬背，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轮到他来讲古文，生冷灰色的文字，仿佛一下有了呼吸与温度。秦观的那句名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短短14个字，他竟能演绎成洋洋万言。我们遇到这样的老师，怎能不说是很幸运呢？
即便没有在课堂上给我们上课的，比如留校任教的费振钟老师，当年文学尚未出道，莫老师在课上偶然提到过一次，我便记住了他是一位“文学青年”，是我们兴化人。高邮师范是片大树林子，野鸟般的王干——高邮师范毕业后即分配在高邮党史办工作，常来串门。我时常想，在静静的夜色中，当文学青年的王干、费振钟汇合在叶橹老师那间逼仄的小屋里，他们的话题必定与诗歌文学有关！这么一想，毫不相识的王干，似乎一下子与我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系。文学像暗号一样让我们在心灵深处悄悄接上了头。
高邮师范的课堂是开放的，我们来到图书馆、阅览室，就是从小课堂走进了大课堂。莫老师跟我们说，学语文不能像在中学时那样，死抱住书本不放；考试不要害怕，只要你们多读课外书，我保证你们每个人过关。在我的读书生涯中，王家小学、朱南初中、下圩中学的9年时光里，从未见过图书馆，亦不知阅览室为何物；高中最后一年复读，我在安丰中学补习班，才见到了一间1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不过是在四壁挂一圈报纸，课间匆匆地溜进去透一口气而已。来到高邮师范，老实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图书馆、阅览室。吃了莫老师给我们的“定心丸”，我们对图书馆、阅览室越发亲密了，甚至有了暧昧关系，借到一本散发墨香的新诗刊，就想逃课，赖在阅览室看完了才肯走。在这里，我们见识到了更多的名师与大家。不必说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戴望舒、徐志摩，亦不必说小说家雨果、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托尔斯泰，每个闪亮名字的后面都隐藏着一双坚韧和慈善的目光，温暖如灯。
校园外的天地，更加广阔自由。抬抬脚，走几步就到的奎楼，我们在月色下流连，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漫步在大运河边，感叹沿岸风情万种的杨柳，纵使有再长再柔再多的手臂，也都挽留不住滚滚波涛前行的脚步。珠湖，最美的景致在哪里？是沉醉于秦少游描写的诗句：“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还是神往于她“耿庙神灯”的美丽传说；是痴迷于烟波浩渺、水天相接的田园诗，还是徜徉于樯帆林立、芦花飞扬的水墨画……
高邮师范毕业30多年后，当年老师们教给我的很多知识都淡忘了，唯独在我心上留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叫文学，或者叫诗。
当年，连数学老师金成梁都充满了诗意，还是“文学青年”的费振钟更不例外，所以在我的眼里，高邮师范校园里的一切似乎都变成了灵动的诗。傍晚，偶或走出校门，沿着中山路往南走，老街越走越仄，不经意间，你就听到一种烂藕似的吆喝声，“卖烂藕唉——”甜糯而绵长，仿佛那个作讲座的汪曾祺先生又回到了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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