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朱自清先生的第一部个人诗文集《踪迹》在上海出版。今年12月，扬州作家韦明铧为怀念朱自清先生而著的《我要一个故乡》创作完成即将付梓。在这本新作中，韦明铧梳理了先生的“踪迹”，以私密的故事、感人的细节串联起朱自清先生伟大的一生。
朱自清先生的一本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竟然是当掉《背影》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而获得的；
朱自清先生面对时代的血雨腥风，也会“由怕而归于木木然”，乃至给了自己“实在很可耻的”的自我谴责；
清正朴实、勤奋向善，不仅是朱自清先生的品性，其兄弟、其子孙们莫不是其遗风的诠释者和承续者。
品读作者与先生后人这篇对话，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化成了一种激荡心怀的感动。朴素文字间读者看到一个凡人朱自清，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扬州家风。
■ 韦明铧
应出版社之约，我写了一本关于朱自清先生的书稿《我要一个故乡》。本想请我的老朋友、朱自清之孙朱小涛兄作序，可是他的母亲和岳母同时住院，全靠他两边奔走照应，实在无暇提笔。小涛说，关于朱家的事，我们这些年来谈得够多，请韦兄把我们历年的谈话稍加回忆，整理成文即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就整理出如下对话。
诚朴正直 醒人自清
韦明铧：小涛，有人说朱家是名门望族，是这样吗？
朱小涛：不是。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当过芝麻小官，朱家最多只是个小康家庭。曾祖父当了十几年的小官吏，深知官场的黑暗和险恶，他希望儿女们远离官场，饱读诗书，学有所成，于是借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中“自华”两字给儿子起名。所以，祖父朱自清的原名叫朱自华。
韦明铧：朱家到底是哪儿人呢？
朱小涛：朱家原籍浙江绍兴。因先人在江苏做官，家住东海，祖父朱自清就在东海出生。后来又因做官的关系，朱家搬到了扬州，我的叔祖父、叔祖姑母们，叔父、姑母们，大都生于扬州，一口扬州话。因为我家和扬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祖父朱自清自称“我是扬州人”。
韦明铧：你见过你祖父朱自清先生吗？
朱小涛：祖父朱自清是1948年去世的，我是1959年出生的。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十一年，所以我没有见过祖父。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也是比较模糊的。2004年，我从北方调回扬州，才逐渐走进祖父的世界。
韦明铧：作为孙辈，你对祖父朱自清先生有什么样的印象？
朱小涛：祖父自小爱读书。听长辈们讲，他读起书来，可以整天足不出户，吃饭也要别人提醒。在扬州中学念书时，他几乎把经史子集基本典籍读了个遍。但后来，几次家庭变故使朱家家道中落了，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成为过去式。中落到什么程度呢？《背影》里有几句话：“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番破败景象，就是祖父朱自清考大学时的光景。这样的境遇，使祖父很小就对穷苦人生活有深切体会，对社会底层充满同情。比如1923年他在温州教书，亲眼目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被卖掉，只卖了七毛钱，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他在文中悲叹道：“她的悲剧是终身的。”后来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与学校工友处得很好，平时在路上相遇，他都和工友打招呼。有时候当差给他送信，他会专门多给当差一点钱。工友们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大概说得太多，这种习惯居然发展到家里来。有一次祖父叫孩子帮忙倒水，顺口就说：“劳驾，倒杯水。”我的继祖母陈竹隐后来说他：“以后不要这样和孩子讲，显得没有父子情分。”祖父这才注意不在家里用“劳驾”这样的词语。
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继祖母，她说扬州人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冷。祖父当时只有一床薄被子，冷得不行，躺下以后，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绑在脚底下，防止走风。祖父就这样在被子里读书。还有一次，祖父在书店看中一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定价十四元，相当于他一个学期的学杂住宿费。他咬咬牙，把那件在《背影》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当了，买了辞典。那件紫毛大衣，再也没钱赎回。
祖父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惟其如此，他的散文才注满情义，打动人心。
韦明铧：在你眼中，朱自清先生究竟是伟人还是常人？
朱小涛：我的祖父完全是个常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成功也有坎坷。他的兴趣很广泛，嗜好美食，喜欢烫干丝、狮子头、包子点心，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他喜爱旅游，对山水格外留恋。他对先生和老师永远保持着一份敬重。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因而学习总是很努力，从小梦想做一个文学家，到最后真的梦想成真了。
在祖父的日记中，我经常读到这样的字眼：“我太自私了”“过于懒惰”“不够努力”，等等。1926年，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目睹了血雨腥风的场面，后来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痛斥当局的暴行，但他也坦率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害怕。对于自己的“由怕而归于木木然”，他自责道：“实在很可耻的。”这正是他诚朴正直天性的自然表露。
韦明铧：你祖父的婚姻情况如何？
朱小涛：我祖父前后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结发妻子武钟谦，扬州人，我的祖母，生三子三女（幼子早夭），因病去世。他的继室陈竹隐女士，成都人，我的继祖母，生二子一女，也已去世。
清正严谨 朱氏兄弟
韦明铧：朱自清先生兄弟姐妹的情况怎样？
朱小涛：祖父朱自清共兄妹四人，祖父朱自清是老大，二弟朱物华，三弟朱国华，小妹朱玉华。
韦明铧：请你谈谈二叔祖朱物华先生。
朱小涛：二叔祖朱物华是我国电子学科和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培养的学生有杨振宁、邓稼先等。他和兄长朱自清一样，一身正气，热爱祖国，严谨治学。二叔祖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三百六十五元，但他只拿三百元，说人不能太贪心。
二叔祖朱物华继承了朱家忠厚的品质。上世纪五十年代，二叔祖奉调从上海交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走前处理房产，他把自己买的衡山路三层小楼以两千块的低价卖给一对退休夫妻，因为老人拿不出更多的钱了，他很同情这对老人。周围的同事提起这件事，都说二叔祖迂腐。八十年代，二叔祖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朱物华教授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用三个月的时间掌握了俄语。二叔祖大为光火：“胡说八道，我哪有这样的本事！”他让人去和媒体交涉，要求更正。
二叔祖八十多岁时，交大领导看他年事已高，给他配了专车。他不肯要，再三推辞，终于拗不过众人，被大家拥进车里。车子载他回家后，他一下车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立即步行返回学校，再步行回家，以此证明自己还有行走能力，不必乘车。1989年秋，八十七岁的二叔祖步行上班途中，被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骑自行车撞倒，头部血流不止，急送医院。交警扣下了年轻人的自行车。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带着礼品到医院探望，二叔祖只说了一句“不收”。随后，他挣扎着起来，颤颤巍巍赶到交警队，为年轻人说情：“他不是故意的，把车还给他，以后小心就行了。”
二叔祖有三个孩子。老大考取交大时，他有点不高兴，觉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怕别人说他是搞关系，于是宣布另外两个儿子不准考交大。结果一个儿子以第七名成绩考上清华大学。二叔祖还不信，让人打电话问招生办，是不是搞错了名字，要求对方务必仔细核对名字。
中国知识界赞誉朱家兄弟，说“北有朱自清，南有朱物华”。他们兄弟一文一武，一南一北，如同双星闪耀，也是朱家的骄傲。
韦明铧：再谈谈三叔祖朱国华先生。
朱小涛：祖父的三弟朱国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抗战胜利后，在无锡地方法院担任检察官，任上也是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名富商，富商见到他就弯腰鞠躬，迅速拿出几根金条往他怀里塞。三叔祖吃了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一位开银楼的商人，有一桩官司经三叔祖审理获得胜诉，使其免于破产，富商以此表示感谢。三叔祖就说：“胜和败都依据法律，我没有做什么，东西不能拿。”富商随身掏出一支派克笔，一定要做个纪念。他一看推不掉，转身就走了。
1953年，由于所谓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牵连，三叔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失业在家多年，生活困难，但是他没有一味抱怨，而是每天义务扫大街，给孩子补文化课。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妻子支撑。本来想要二哥朱物华安排一个图书馆工作的位子，但二叔祖不肯滥用职权。不过，在那几十年里，二叔祖一直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弟弟。
1988年，已经八十二岁的朱国华才得到平反。
韦明铧：叔祖姑母朱玉华女士能不能也谈一谈？
朱小涛：我听过姑奶奶朱玉华一家的故事，但多年来始终未能找寻到线索。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封姑奶奶朱玉华写给父亲朱闰生的书信。直到后来，机缘巧合，我见到从台湾来扬州旅游的表叔周蓉生，才知道姑奶奶朱玉华一家的事。
在朱自清故居内悬挂着的朱自清家世简表上，记录着朱自清弟弟朱物华、朱国华及其后人的简要生平事迹。唯独妹妹朱玉华这一支系，仅仅记录着她是南京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后随夫赴台等简况，以及1908年至1989年的生卒年。她的子女也只记录了名字，其他资料欠缺。这一次，海峡两岸的朱家人终于联系上了。
崇德向善 朱门家风
韦明铧：朱自清先生的子女辈，也就是你父亲这辈人的情况如何？
朱小涛：我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七八个，几乎都继承了祖父、叔祖父的遗风。例如我的父亲朱润生，是朱自清的次子。《荷塘月色》里有一段描述“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那个闰儿就是我父亲。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我在家陪侍他老人家。为了让他开心，我用戏谑的笔法写了一篇父亲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其人心地良善，性情平和。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讷于言而实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不喜名利而尤嗜美食。今虽八十有六，疾患在身而此性未改。岂非人生一大乐耶？”父亲当时已疾病缠身，又患老年痴呆症，看完小传，他老人家露出了蔼然宽和的笑容，提笔哆哆嗦嗦地在那段话后面写下“很好”两个字。对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几句话，他特别认可。
韦明铧：再谈谈你其他的叔叔姑姑吧！
朱小涛：我的叔叔朱乔森，是祖父朱自清和继祖母陈竹隐所生，后来是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教授。当年，祖父朱自清在拒领面粉的声明上签名后，正是朱乔森叔叔亲手退回了面粉票，当时他只有五岁。受祖父的影响，他一生十分看重节操、修养，爱国敬业，廉洁奉公。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除了参加重要的活动穿一身西服外，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生病戒烟之前，他抽的都是价格最低廉的香烟。但他在对待别人或公家时却表现得非常慷慨。每次为灾区捐款捐物，他几乎是所在教研部里捐得最多的，一次捐款就高达千元。有一次捐衣被，一下捐了几十件，而且是拖着病弱之躯亲自送到教研部。1994年，他被查出身患癌症。手术化疗住院期间，他把病房变成了书房、课堂，在病房里读书写作，给博士生讲课。死神逼近时，他几乎已经无力说话了，依然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为博士生批改论文。2002年，六十八岁的叔叔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的姑姑朱韵，是三叔祖朱国华的孩子。由于受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小学毕业就辍学，十六七岁从上海去云南务农，回城后当车工，自学文化课。1988年，她参加招干考试，此时她正好在上海郊区给一个干部的子弟补课。那位干部说：“报考我们这里的单位吧，我来帮你安排。”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考得不好而被录取，这对考得好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结果，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银行录取。
韦明铧：可以谈谈你的大伯父朱迈先吗？
朱小涛：我的大伯父朱迈先，是祖父朱自清的长子。1933年，祖父把他从扬州接到北京，考上崇德中学，并在学校秘密入党。他曾对他的好多同学产生过影响：孙道临、黄宗江、杨振宁。在孙道临、黄宗江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我大伯父朱迈先。孙道临说，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朱迈先鼓励下写的。
2009年我接待杨振宁先生时，他跟我提起大伯父朱迈先，说他们是北京崇德中学的好友，他专门询问过朱迈先的下落。大伯父朱迈先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入党，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据与他共事八年的抗战老兵谭涛说，朱迈先平时喜欢学习，阅读进步书报，文化水平很高，有学者风度，没有官僚习气，平等待人，以理服人。他还给同事介绍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一书，后来策动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解放后，大伯父被分配到广西桂林中学当教师。
大伯父曾说：“以我的职位捞点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能给父亲脸上抹黑，更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韦明铧：你们孙辈的情况怎样呢？
朱小涛：到了我这一辈，我的堂兄、朱自清的长孙朱寿康，由于受到他父亲朱迈先的牵连，他插队六年返城后，当时哪个单位都不要他。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他考了三百九十多分，仍因历史问题没有被录取。高考第二次扩招后，终于被南宁师范学校录取了。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南宁三中当老师，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全国师德模范、广西特级教师。多少年过去了，提起朱老师，认识他的老师和学生仍然竖起大拇指。堂兄对我说：“我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祖父的人格和品行是我永远都要学习的。”
韦明铧：小涛，朱家都是朴实、正直而又勤奋的人，朱家的家风怎么样呢？
朱小涛：我们朱家并没有专门制定过家规家训，也没有刻意营造过家风。但是朱家几代人，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和品质，这也许就是无形家风的力量吧。
祖父朱自清给我的父亲朱闰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第二次汇的十万元也收到了。”背景是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工作，知道爷爷一个人在清华教书的薪水，承担全家那么多口人的生活很吃力，所以父亲一找到工作，便想办法给爷爷寄点钱，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别看爷爷在清华教书，可他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因为家里人口多，负担比较重，以至于父亲读到高二就中途辍学了。接下来，祖父在信中说我父亲调到了编辑组“实在跳得太快了些”。父亲本来在《中央日报》做校对，自己比较认真努力，就被调到编辑组，后来就在《中央日报》搞地下工作。信中爷爷指出，父亲实在跳得太快了些，他认为父亲的“学识和经验还不够”，并没有因为父亲工作上的“上升”而表扬他，反过来叮嘱父亲“事已如此，只盼望你努力尽责”。接着，爷爷要求父亲补习英文以充实自己，让他多读点书，工作谨慎，认真负责，提醒他“切不可因为跳得快略有骄心”。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作为长辈的爷爷，是如何严格要求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其实也是一种关爱。
一身正气，一心向善，诚以待人，慎于处世，谨于言而笃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这是朱家几代人的风格，姑且看作是朱家的家风吧。朱家后人中没有做大官的，也没有富豪，都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但是一种内心宁静、平凡普通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笔行至此，口占一绝：
背影无情老将临，荷塘依旧叶亭亭。
此生安得并州剪，烦恼尽除人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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