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到冬季，往时已是父母从江苏返回海南的日子了，父母双亲这样的来来回回已有十九年，可今年及以后已再也迎不来二老在身边了。思亲心切，想动笔留念。
可忽然想起，将近八年前悼念老师的文字还没有发出。我慢热，但一直心热着。
以下是八年前悼念老师的文字：
几天前，我给学校的管理团队梳理大学办学竞争力的学生要素，分析大学生与大学的关系链，分别说起大学生入学前、学业中、毕业后三个阶段学生的核心关切，每个环节四个要项中都有师资影响力这个要项。
是的，一个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人，在学和毕业后对学业生涯最能够留住记忆的是更多的老师。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敬畏会少许多，无畏也惊人的多许多。
当然，一个学生一辈子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但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够留下深刻印象，更难得有几位老师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而关宝老师则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中国有两千八百多所院校，其中，有一批民办大学，我是其中一所民办大学的校长。这所学校用十年时间办到两万在校生规模，九个学科门类、六十个专业、二十多个研究院所，在民办大学中连续排名进入前列。曾有全国大学全口径统计的就业前五十位的竞争力，有堪称美丽、生态的校园，有学术社区和国际化的愿景和基底，而关宝老师就曾经在此就任副校长。
很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总有一种求知的饥渴、有一种学问的自恋、有一种远离政治的洁癖，我当然不例外。而且四年文学系的浸染和四年校园思想漫游者的经历，越发加剧了我的偏好。
可是，内心的无限向往与职业的有限选项让我却做了学校校领导办公室的秘书角色，虽然努力，但却不得要领。心不在焉矣。
也许慈悲为怀的领导依然觉得我是可造之人，下派我到系科工作。后来，我当了系副主任。
原本想一支笔描尽人间世态，只做个生活中管好自己个人、书稿里可指点江山的快意之人。但自有了管理角色，则不得不食起人间烟火，也从此，文学不够用，笑面工作、苦恼内心之余，自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但浅尝辄止的学问没有帮助工作，也没有改善人生。
那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越远，社会种种的不舒适感便越强，且问题远甚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乡村与城市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变迁、全球化与本土化竞争等种种二元类型议题的拘限，也更不只是当时流行热词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人性善恶和心性世道嬗变、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族性或国民性劣根性等等话题可以言说。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强冲突、制度的大失灵、大众的平庸性和知识分子的疏离感、以及现实职场的庸俗化等等冲击，已经不是那时候的我能够思想解释和能够自我平复内心。
我人到不惑之年，却大惑不止。
幸运的是，因为学校邀请关宝老师来讲学，因为关心我的领导和朋友的推荐，我得以结识老师，并在一年后，考上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离任脱产做老学生，成为关宝老师的入室弟子。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因为现代观念，江苏城市里早已经不轻易的串门，也不在家请客待客了，而上海，陌生人不上门更是早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但是，作为弟子我还是很期望登门执弟子礼。因为，虽然我很努力，我也很用脑，但毕竟不是社会学出生，想来老师带我一定会更费劲。好容易约上登门，诚惶诚恐的带了江苏伴手礼，但满脸笑意的老师和很快切入学习主题的对话，让我很快放松，临出门时老师还一定给我上海的特产，一直要送到我楼下。
老师年龄长我一转，但包括学问在内的人品和境界高我几截，我对我的同事一直说，对老师，我总是望其项背。
当然，那一次登门造访和一送一回的礼物，加上修张教授课程触发我学习人类学的视角，写了“城市流动的礼物”，连着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是两年前老师还表扬过的我的文章。
后来两年在上大读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为什么无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听说我是沈老师弟子那种对我的羡慕妒忌的原因，是老师的德与才令人仰慕。
学生们一直评论说，沈老师诠释了什么是绅士。精明精致的上海人不都是绅士，礼貌和善有德性的的中国人是君子也说不上绅士，出国比较多、在英伦学习工作的背景也许可以加分但这也够不成绅士。有真见识也有大境界、自己体面也照顾别人、尤其有心照顾弱于自己的人，这大概才是沈氏绅士风格。
今天，在飞机上敲下这段话时，老师此前并不曾听我说过。 我没有太多后悔没有当面告诉老师我的感受，我一直坚信表扬老师和表扬上级很接近，很难避免奉承，很可能让老师失望。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几十年都是，有能耐的教授很忙，不是忙于行政和社会活动，就是忙于学术场域和学术活动，两者都接近市场。当然，你也可以把这说成是理论联系实际或者产学研融合的。沈老师好像也不例外。
不过，他不同于别人的是，他以学术能力强和对学生负责，足以胜任博士生导师的教学与学术指导本职。
由于他忙，我学会了解老师进校的形踪，尽量“截住”老师，一口气问老师十个八个问题，他笑眯眯的倾听，然后，就其中的三四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在上大读书期间，老师给我上过一门课，给我个人开列了八本原著，没有介绍我看任何一个杂志、没有带我参加任何一个学术项目、没有驳回我任何一个疑问，没有给予我一个答案，但给了我足够的时间、空间、体面和许多可能性。
我的时间用来读书和思想；我的空间用来质疑和想象；我的体面没有给我大龄博士求学的窘迫；我的可能性是，老师没有回应我的，我当作是没有营养的问题，老师回应我的，就是有价值值得追问的。
我在读社会学过程中，同时会读了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著作，杂而未偏，多走而未走弯路，全仰仗老师画龙点睛的学术功力和培养方法。
我为此体验到，什么是学者绅士风度，什么是教育的因材施教，什么是居高而不盛气凌人，什么是性情中人，什么是成功者的本色和境界。在我后来的履历中，每遇那些与之谬以千里之人事，我总能波澜不惊，微笑以对。
虽然，至今我自己尚做不到，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有教育梦想、教育情怀、教育能力、教育风骨人的应然。
十一年前，我的博士课程结束、博士开题报告通过后，在寻找案例充实论据，恰逢集团董事长派人寻找能够办民办大学的人选，我在上海的宋庆龄公馆与相关领导交流后，便匆匆决定舍弃老师推荐的大学教位和学生推荐的大学管理位，到海南办大学。
参与创建一所民办大学，成为创始校长，既是我的教育理想，也是我博士论文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资本”论题的必要田野。
临行前，给老师辞行，老师第一次显露出纠结而不是决断，他以自己的社会观察和亲身与民营企业合作的经历，告诫我凶多吉少，说至少遍体鳞伤，斯人已非人。但我回应现代进程中的实践逻辑，老师还是叮咛再三。
大概在半年以后，学校已经申办成功，我回上海邀请老师加盟创建，此时，学校还是荒野中的一小片校园的基础。老师亲临后，为我激情和盛情所动，尽管“带着一脚山泥”回到办公室，还是应允学生来校加盟，出任副校长，主管科研，成为学校办学团队的主要成员和我的精神支持。
因为老师在，学校的学术起步高，名声好；因为老师在，学校学术路子正，“体面的学术社区”和“学术价值捍卫委员会”自然成为办好大学图景的重要选项；因为老师在，学术研讨的席明纳方式和学术争鸣成为多个学院的一个学术基因；因为老师在，学校的人类学研究有了自己长期调研的田野和省级的研究基地；因为老师在，一批国内社会理论研究名家到学校讲学论道，让我和同事们近距离认识一批学术精英，也让社会学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有了硕士研究生、后来的博士研究生。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老师在，我作为学校全权负责人，在办学全力以赴的同时，始终还保有那份学问追求、学术意趣、学者自省、与人善的准则。
老师的眼光，此时不是学问指导，而是学术与人生的审判。
认识沈老师的人，知道他是有学术理想、学术坚守和学术痴迷的人。
因为痴而迷，学理学术和生活世界都同等重要，有时候以为真理在握，有时候以为人之常情，认理不认人或认情不认事，似乎就容易远离科层制体系中知识分子同仁的常识，自己坚持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旦多了，自然“仕途不顺”。
老师是有学术痴狂的人，生活世界绅士风度的男人，到了学术场域就复原斗士角色。他曾经几次笑到，在上海电视台对话直播中开罪大领导（后来成更大的领导）。我想，何止开罪领导呢，学术场域您为真理也是在斗争噢。
因为老师的学术趣味和学者体认，作为义无反顾和“大权在握”的校长，我会如求学时代一样，对老师心领神会，保持办学的效率与公平、执行力与民主讨论平衡的一份清醒和自觉，别人体会到的学校阳光和开明，自然也与老师之“在场”的瞩目相关。
如此说来，老师不止教我学问，给我体面，激发我的潜力、影响我的价值观和能力让我得以在海南“入场”参与办学，进而实际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与人生意义，同样，也影响了一所大学的现代公共性基因。
去年年末，老师再次在学校突发脑血栓。学校已经放寒假，老师在写文章中突发状况，他意识到严重性，向就近的D同事呼救，被匆忙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意识，同事告诉其后赶来的我们，老师迷糊中用上海话说：我的书还没写出来啊。
这竟然是老师此生留给此世的最后一句话。
闻讯而来的师母和我们心急如焚等候医院ICU的全力抢救。一个对他的学生、学问、事业、朋友、家庭一直富有强烈责任感的人，这个时候需要社会挺立起来为他说话，救他回来。但是，生命如此脆弱，我们尚不自知。
一年前，《社会学》杂志又发表了老师的大作，这是对费老乡土社会和小城镇建设的一个历史回应与当代开拓，费老是老师自始自终都认为的恩师，老师是费老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批社会学博士。我在上海读书时，每闻老师要去费老家，都直觉他对费老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每闻费老身体有恙，老师总有如丧考妣之感。
我偶尔听老师说起与费老的交往，没有矫情也没有失落，只有尊师和社会学的分析，哪怕是点滴故事，也是社会学的社会事实的呈现和学理进路分析。
老师那些年越来越聚焦于社会理论解读中国社会，将很多年前的学术热情和智慧再次迸发。
之所以说再次迸发，是因为老师自己说已经述而不作多年。我们学校推进科研，老师自当率先垂范。老师虽曾一度述而不作，但在学术场域一点不陌生，听得多、看得多、读得多，想得深和系统，他特别认同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学，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需要更为多视角、多学科、多元化。
而我，近三四年中，每次得知老师出差回到三亚，都会发一批短信给老师，说我的社会理论和中国社会认知，如同过去，老师选择性回应。不过，很认真回应得越来越多了，就如同我有时在教职工大会讲话以后他会很认真的评点、点赞一些一样。也许学生真的是有些进步了。
但是，老师现在却静静的躺在急救室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了。
老师第一次在三亚感觉不适，回上海治诊断是中风，幸运的是治疗顺利。老师可以讲话自如后，告诉我们这些担忧他的同事，是医生医术高明，还特意诡异的说，是年轻的女医生哦。我的师弟在上海陪护过，证明说，医生护士都愿意抽空和老师聊聊。其实，不用证明，我相信 。
在上大读书，我的男女同学们毫无例外的都喜欢他。老师的弟子中女学生居多，而且她们一个个说起老师时敬仰之情不假思索不假掩饰。我知道，老师是极有分寸的人，但他那张对谁都绽放笑意的面容，亲切、随和、友善得不容怀疑不容拒绝。他总是西装革履和手提英式公文包，又总是风度翩翩的来去和总是睿智而温婉的谈吐（除了在学术讲堂的“人来疯”），在一群常不修边幅和多不介意别人感受的中国男人群里，包括在一些才高八斗但却趾高气昂的成功人群里，他不能不鹤立鸡群。尽管他的身高、财富和地位一般。
难得和老师一起的餐叙中，老师一直喜欢红烧肉的滋味。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的男性大多有此偏好，老师的身体不容他多吃油腻，但我们不忍阻止他好的这一口；偶尔和老师的闲谈中，会听到老师谈起女性，谈起很久以前人生经历的云山雾绕，没有唏嘘不已，没有得意矫饰，我理会是那种文学情愫与诗情抒发，是那种乐而不淫的人生认知，是那种“社会决定人”的学理感谓。
那时，让我不禁想象着，也许，美丽、柔情、体贴入微的女性，适合作为社会分析之不可价值涉入、而理想社会却不能祛除价值影响的社会学之美学追梦吧？
我不忍惊梦。我也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
世间美好的一切，不一定要所有，不一定在身边，不一定听得到、不一定看得见。她在，就好了。 不忍惊扰老师的还有很多。
老师也有不善长的地方，比如，老师不善与男人相处，老师有许多学界男性朋友是知己，但他没有几个官员和富商的知心。与其它导师乐于带大量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学生相比，沈老师似乎安贫乐道。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急于脱贫、急于致富、急于成名成家，男人首当其冲，男人在官场商场甚至其它足够文艺的场域都当丛林。
老师一直谦虚说自己不懂哲学，但他从未说过不懂文学，也许学习物理学起步的老师对同性相斥真的当社会原则了。
我相信，贾宝玉以为的“女孩子干净”，老师一定以为然。一个用干净与否衡量世间的人注定在管理上有更多烦恼。
老师第一次当上海某民办大学校长时受骗和受挤兑，很不快，也累累提醒我资本的不变属性。
在我们学校，大家彼此相互信任和支持，但干净和美好不是管理的唯一原则啊，惰性和平庸的天敌呢，效率的现代诉求呢，时机和效益的当下紧迫问题呢，成果转化的市场逻辑呢。
好在，学校的分工不在具体事物上烦扰老师，而在学术方向、原则、资源、水平方面有扰老师。
老师学术以外喜欢的事情不多，学生打扰老师的就不能太多。
他的喜欢，不是他生活世界的迷航，而是他对科层制架构不如意的补偿。
在老师不幸离开世界的那个海南腊月，许许多多的学界朋友和上海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三亚吊唁。
在期待老师苏醒的日日夜夜已经让我和许多人心力交瘁。我必须说什么，我对大家说：老师对我们学校有许多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我还是想，真不该请老师帮忙办学，也许他在上海就没事了。老师没有说过别的什么，但我知道老师有许多的不开心，但在海南他有开心，他没有无谓的烦恼，他在海南他受人尊敬，但我知道：上海才是他表演的地方。我说不下去了。
我也在接下来的程式中失了不少礼数，是我的同事代劳而不是我面对老师生前亲朋好友、学长学妹、老师们。
我甚至力图不去面对老师已不在的事实。我尽快投入无休止的工作之中。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清晨，我想起一些有价值的念头，那是回应新加坡大学何包刚教授邀请，去参加一个国家治理的国际研讨会，我在构思一篇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与知识分子命运的文章，在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中国知识分子理论纷争背后的是两条不同的职业和人生道路交错，有的人不在官场，心有所愿但心无所属。是“乡土中国的社会事实”一直决定了中国的公共政策走向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
于是，突然间就想拿手机发短信给老师我的“创见”，也突然间才想起老师不在了，永远的不在了，离我们离我而去了。
突然间我又有了心缺一角的沉痛和空洞。
我记起我还约了老师要谈几个学术观点，我记起来，在海南十年我没有请老师单独吃过饭、喝过酒、没有边喝咖啡边聊天——那些是我给自己职业位置的一个禁忌，虽然它也是我生活世界的一个奢望。
有时候，我给老师一点点年礼，他一如既往的回礼。
我还记起，老师离世的当天晚上，我心神不宁，默默无言，家人说：要有难过就说说吧。我说，我要如约单独做一件事情。她说，你去做吧。
我打开保险柜，拿出一个大大的封口严实的小包裹，那是老师生前担心自己脑血管病突发而保存在我这里的私人物品，也许是他常常只身一人远在天涯，不便保管吧。老师生前嘱咐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我有不测离开人世，帮我把它们烧了。
老师在一篇回忆录中曾经说，当年他应我之邀，来到艰苦无比和前途未卜的海南帮我办学，是“信如尾生”。
我一边如约囫囵烧掉老师生前留下的物品，一边默默的说：老师，我亦信如尾生。
老师您随生命洪水而去，我在这里，但我心缺一角，补无可补。
仅以此文悼念沈关宝老师。
谢谢社会学界和上海大学的老师和领导，谢谢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老师在的日子里，承蒙你们照顾。
谢谢老师家人、生前所有亲朋好友和老师同学，因为你们，老师心有所属过、开心过、快乐过、幸福过。
谢谢红烧肉、好酒、社会学和中国社会，你们让老师忧过，也让他欢喜。
谢谢我们的学校，你承蒙过老师智慧与感情浇灌的恩泽，百年后历史和风云人物在纸上，老师在师生人心里。
老师是快意之人，家人劝我：你是他的学生，你应该明白，他快意的事情是他的人生。
2016年6月17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