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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COMOS评估报告解析2018年泉州申遗

在去年世界遗产大会上,虽然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对我国申报的古泉州(刺桐)史迹给出了“不予列入”的建议,但是多个委员会国经过讨论,肯定了该项目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V”,最终决定将其划入“补报”档,补充有关信息后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2020年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即可。以下将从ICOMOS的评估报告出发,分析泉州申遗失利原因,并给出相关建议,为今后的申遗工作提供借鉴。

一、“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

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流程通常包括6步,从进入预备名录到提交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至少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6步中由我国负责的1、 2、 4步,多为国家文物局主导和主持。ICOMOS是3、 5步的执行者和专业意见提供者。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文化遗产专家咨询机构,ICOMOS根据申报材料、现场评估和补正材料作出专业的评估报告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ICOMOS的评估意见在世界文化遗产审议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泉州申遗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2016年1月进入预备名单;2017年10月,ICOMOS要求提交补正材料,主要针对以下6点进行描述:

(1)挑选代表性遗址的标准;

(2)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框架;

(3)沉船保护情况和气候变化对遗产地的影响;

(4)遗址修复的思路;

(5)保护缓冲区规划;

(6)旅游管理和后续管理规划。

我国分别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2月提交了2次补充材料,ICOMOS的评估报告一并考虑了这些信息。2018年7月,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

ICOMOS的评估报告提纲是统一规范的,在最终结论前的每一步骤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内容的来源和论述指向性非常明显。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ICOMOS评估报告核心内容分析

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管理、保护和监测所代表的可持续性是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重要内容。下面从申报文本的遗产地内容、保存现状及管理、保护和监测等方面来分析ICOMOS的评估报告。

(一)申遗点的完整性

“古泉州(刺桐)史迹”共包括16处遗产点,分为三种类型。城市基础设施类型的历史遗迹2处;海上航行和贸易遗迹8处;多元文化遗迹6处。根据公约要求,世界文化遗产必须具有OUV。2018泉州申遗文本认为,“古泉州(刺桐)史迹”是具有鲜明历史特色和多元文化历史遗迹的集合体,符合标准(ⅱ)(ⅲ)(ⅵ)三项标准。

标准(ⅱ):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文本认为,在11-14世纪,泉州是亚洲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反映了跨大陆海上贸易航线的重要性和繁荣景象。在此期间,“伟大海上贸易路线”(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充分发挥了作用,实现了实质性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通过泉州遗址中不同的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和艺术文化得以体现。在补正材料中还提出这一标准的证据包括《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对泉州的描述,以及码头、沉船和瓷器的历史遗迹,并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可以证明在这一时期多种宗教在世界最东端的传播。

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文本认为,泉州在10-14世纪期间成为一个繁荣的跨文化交流和贸易港口,这是“海丝”的一部分。16处被提名的遗产点以城市的海上路线和港口功能为基础,展示了商业繁荣和多元文化间的邂逅。在补正材料中还提出这些组成部分展示了不同文化的融合,指出了由被提名的遗产组成部分所代表的不同宗教,比如已消失的摩尼教。

标准(ⅵ):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文本认为,被提名的遗产点与郑和下西洋的重大事件直接相关,并代表了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播,并还注意到泉州文化遗产与重要的文学作品有直接联系,如《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的综合描述。在提供的补正材料中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威尼斯及其澙湖申遗过程中作为符合标准(vi)的证据也曾被提出,并因此认为泉州与马可波罗、郑和等人的文学艺术作品密切相关。

另外,申遗文本中还提出了两个层面的对比。第一个是将泉州与《世界遗产名录》和《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相关遗产地进行比较;第二个是在所有可选取的文化遗迹中选择16个提名遗产点的标准和独特性分析。

在与现有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对比中,申遗文本一方面选取了名录的港口城市,包括印度果阿、意大利威尼斯、马来西亚马六甲,还有我国澳门进行了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还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10个港口城市进行了对比,其中6个城市为世界文化遗产(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斯瓦尼遗址、桑给巴尔,菲律宾维甘,越南会安,肯尼亚拉穆,沙特吉达)、 4个已列入预备名录(埃及亚历山大,菲律宾武端考古遗址,阿曼卡尔哈特2018年已经列入名录,印尼雅加达)。文本认为这些港口城市与泉州的不同主要在于这些都是殖民地港口,而不是内生的多元文化港口,而且与10-14世纪的海上贸易无关。

对此,首先ICOMOS认为,文本中的对比分析,与已列入名录的历史港口以及后续申报的港口城市相比较,泉州在跨文化的交流和城市形成过程中具有一些独有特点,也说明了泉州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和预备遗产的关联和区别,尤其在历史文化价值层面的特殊性所在。但是,在2018年2月提供的补正材料中,把泉州描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和多元文化融合的集合,而不是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进行申报。这样之前和港口城市的对比就失去了目标性。其次,文本中认为泉州在历史上“海丝”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其具有OUV的原因。但是文本中并没有列入任何文化线路类的遗产作为对比对象,主要论据仅来源于UNESCO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报告。ICOMOS认为,虽然该研究报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网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有直接的关系,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伟大海上贸易路线”主题所代表的时间、地理和文化上的范畴。2017年在伦敦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专门会议,也没有得出一致性结论。所以,ICOMOS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明确建立起“海丝”的概念和相关的范畴。虽然“海丝”的文化遗产是值得关注的,文本也举出了ICOMOS Gap Report (2004)中提到海上航路是需要填补的空白,但是泉州是在单一地点的文化遗迹组合,而不是一条文化线路。

申遗文本中还对比了其他涉及“海丝”的中国港口城市包括广州、宁波、扬州、北海、漳州、福州、南京和蓬莱,认为泉州保存了最大量和多维角度的海上贸易遗迹,16处申遗点具有鲜明的文化、艺术、建筑特色,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但是,文本并没有深入阐述为什么从泉州只挑选了这些申遗点及其他文化遗迹的特点,也没有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土坑村、梅岭的德化窑址,还有老君岩造像所在的清源山是否更符合提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标准。

另外,ICOMOS认为,16处遗产点完整性的申报材料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证明,万寿塔和六胜塔在历史上是作为航行和港口的导航性建筑;老君岩造像与泉州历史上的港口重要性和贸易相关度、关联性不大;金交椅山的磁灶窑遗址,新盖的保护性回廊遮盖和分割了遗址,在缓冲区内有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开元寺与海上贸易路线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德济门是重要的考古遗址,但是与泉州海上贸易历史的关联度不大。

(二)申遗点的真实性

关于真实性的分析,主要分析文化遗产的现状是否能真实代表其所提名的遗产价值,主体是否损毁。根据ICOMOS现场考察情况,万寿塔被周边现代化集装箱港口和其他的现代化建筑所包围;石湖码头、江口码头,与泉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但是这些现存的码头只剩下一些古旧的基础及重新复原的上层建筑,而且周边的环境已被现代建筑所破坏,尤其石湖码头,已经被一个现代化港口包围;真武庙的石质基础是宋朝时期的,但是上面的木质结构是清朝时期修复的;泉州府文庙从宋元时期,历经明清时期都在不断的修复或修建;天后宫的石质建筑基础是从宋朝开始的,但是它上面的木质建筑是明清时期修复或者是修建。伊斯兰圣墓的主体建筑是1962年修复的,而其他的扩展建筑是1990年代开始修复的,最近时期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草庵庙里的摩尼教祖师摩尼神像,始建于12世纪,1339年重建,而石像之外被现代建筑包围;洛阳桥主要的保护工作开始于1993年;开元寺虽然是从唐朝开始修建,但是在历史上被修复过多次。ICOMOS认为,大部分申遗点都被修复过,或者是重建过,虽然申报方解释这些修复工作都是严格按照原有风貌进行的,但是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却很少。ICOMOS指出,“这些不同单体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状况是不同的,尤其是突出的与宋朝和元朝相关的历史文化真实性难以确定。”

(三)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和监测的评估

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还要考察遗产后续的可持续保护,而可持续性需要保护、管理机构以及周围社群的配合。ICOMOS认为我国有多级的保护管理办法,在监测和维护方面也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迹设计了防灾和预警系统,国家到省市层面都有明确的职责,对旅游承载力也设置了相应的指标。大部分文化遗址附近的居民点都很少,划定了遗产缓冲区。

ICOMOS认为,由于申遗点的多样性及其城市、郊区和风景区的不同区域范围,对遗产点的主要威胁各不相同,当前最主要的压力是遗产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压力,未来的旅游业可能会增加这些申遗点的压力。

三、泉州申遗文本缺失分析

从以上ICOMOS评估报告的主体分析可以看出,2018泉州申遗文本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宏大“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虚化

ICOMOS在评估报告中提到10余次“伟大的海上贸易路线”,但是提到“海丝”大部分都是引述我国的申报材料,而且明确提出这一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地区政权和政策以及海盗的出现是不断变化的,目前大部分海上贸易历史资料集中在晚些时候的大航海时代和西方殖民化时代,UNESCO组织的海丝研究项目和2017年伦敦的海丝研讨会并没有给出海丝明确的时空文化定义。ICOMOS强调,如果将泉州作为海丝的重要节点提名,意味着海丝概念的确认,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从学术层面来说,“海丝”文献研究和实物研究都还没有形成共识。这就导致了提名主题的无所依托,成为一个主要的短板。

根据世界文化遗产评估标准的修订趋势,以促进世界和平和文化共存为目标的文化遗产评估不断鼓励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申报,目的就是凝聚多国文化共性,保障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和文化遗产评判价值的共享。对于海丝这一时空跨度大的文化遗产路线来说,如果加入众多的沿岸国家,则更容易在突出的普遍价值评判方面取得共识,取得文化概念的统一与公认性。

(二)对比分析的失焦

ICOMOS认为,申遗文本提出“古泉州(刺桐)史迹”的文化遗产是作为一个13-14世纪之间海上贸易港口全面而典型的文化遗迹集合申报。与港口城市对比,缺少更多的港口特征,也缺少古代城市肌理。虽然申遗文本瞄准了文化路线遗产类的缺失,但是与文化路线相比,泉州只是历史上贸易路线的一个节点,文化的关联性不足。而且,即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遗迹集合,16处遗产点与国内的相关遗迹相比,特殊性和唯一性也很难突出,比如孔庙、真武庙并非是中国同类建筑最具代表性的遗产,甚至在泉州本地,也有替代性的同类文化遗迹。对比分析是说明突出普遍价值的关键论证步骤,这一步骤的失焦本质原因在于文化遗产主题定义的分散,即包含文化路线,又包括港口城市,还包括多元文化融合,对比选取的对象驳杂,论点不突出,难以取得较好的论证效果。

(三)细节依据的缺失

历史文化权威性考证中, ICOMOS提出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各文化遗迹的真实历史年代,修复手段的合理性;郑和相关的文献与论证文化主题的历史时期不符;泉州提交的部分申遗点缺少有力的文献佐证等等。虽然在补正材料中补充了相关材料,但是ICOMOS仍认为考证材料不够,所以他们认为真实性也没有达到标准。

结语

无可否认泉州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ICOMOS也认为泉州存在众多的历史遗迹,从港口到古船,从庙宇到石刻,各种宗教、贸易设施非常丰富,而且历史跨度大,是鲜明的历史文化演化教科书。并且,泉州确实在《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史籍中有所提及,历史上贸易港口和文化融合作用在UNESCO和很多国际会议中得到学者的公认,具有公认的历史文化地位。另外泉州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的高效性也获得了专家的认可。在迎接ICOMOS技术专家组考察之前,泉州16处申遗点完成了外观、环境、监测系统的建设,尤其针对泉州可能遇到的台风灾害,木质结构的白蚁灾害进行了专项的整治。这一系统工程和有效管理措施得益于泉州市政府和各级文物部门的统一协作和高效实施。无论是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的政策规范,还是监测系统的技术方案和运营,国家文物局在我国已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经验,形成了层级分明,责任清晰的管理体系,在ICOMOS对遗产地可能遭受的自然威胁及其旅游开发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可持续性分析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评价结果。从评估报告可以看出,ICOMOS对遗产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考证要求非常充分和详细,此后需要从组织挑选、文化主题设定、文献资料考证、对比分析层面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争取更多的得分点。


作者|王圣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谭剑(北京邮电大学)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化遗产》2019第5期

有删减,版权属于杂志和作者

排版|温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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