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是乔榛与唐国妹的金婚纪念日。爱,若要不败,情,定当深种。“中国好声音”的金婚,是老式的“父母爱情”。
文字美好,但到底比不上现实的伟岸。明日,是乔榛与唐国妹的金婚纪念日。当时少年,今已白首。是怎样的坚定,哪管得意非议,始终依偎;又是怎样的执着,任凭生死契阔,断不放手。“中国好声音”的金婚,是老式的“父母爱情”。躲在丈夫背后的这个女子说:“不过是寻常中国夫妻的50年。”这大抵已不是年轻人熟悉的爱与情,却或许会让我们有所思,有所感。
金,耀目、敦厚,贵重且牢靠。但不用去怀疑,哪怕可作绕指柔,情,比金坚。
当真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国妹22岁,乔榛27岁,她刚入上影乐团,他还在上影厂,两人同去一处开会。他的自行车蹭脏了她新做的毛料裤子。一个使劲道歉,一个连连摆手,两人,算是认识了。并非电光火石,乔榛只觉得,“这个小姑娘脾气老好的。”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加入各自的小分队后,也不时在各个场合打照面。对于乔榛这个大哥哥,国妹是有些不服气的,“他们排的节目,我们都能演,但我们一上乐器,他们都不行了。”那个年代,有时是需要“开坏”别人来保全自己的。唐国妹不愿意做这样的事,自己倒吃了苦头。她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乔榛去乐团看望朋友,遇见心情郁结的唐国妹。他没有躲开,而是主动开导,谈人生,聊未来。“这种时候,有人能和我这样说说知心话,我觉得这个男同志真是不错。”这个不错的男同志,其实与唐国妹“志同道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杨在葆,突然成了问题人物。作为好友,乔榛深知其为人,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他一句坏话。后来,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两个年轻人的心,彼此靠近。国妹住在浦东,从黄浦江摆渡过去,走到家才500步。可是,这上船的最后几十米,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常常,吹着江风,坐在码头的棉花包上,汽笛低沉引吭,两人不知倦,不觉厌,忽见,东方已鱼肚发白。“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想想,这大概就是情投意合,大家的思想高度契合。”国妹家教谨严,从不肯占便宜。每每在外吃饭,请客也总是有来有往。乔榛的工资高些,请国妹吃小笼馒头。“我的工资少些,就请大哥吃小馄饨。”毛脚女婿上门了,除了水果和自家包的大肉粽,乔榛还带了一件工艺品。国妹的父亲早逝,他将这只镶着鲜花的陶瓷田螺摆件,放在遗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乔榛走后,母亲拉着国妹进厢房,她为女儿感到高兴,“囡啊,你眼光真好,哪里找来这么好的男人啊。若是能嫁过去,一定要好好对他。”
说起来,除了两人心意相通,双方家庭各自欢喜,乔榛与国妹的姻缘还要靠七圈小肥猪的成全。乔榛对女孩心有所属,并动了百年好合的念头后,找到了老大哥杨在葆。“我对他说,大哥,你去帮我把把关。”当时,唐国妹正在干校劳动。她与另一个女同事,每人养了七圈猪仔。杨在葆去了一趟,回来拍了拍乔榛的肩膀,“乔儿,就她了,过日子的好姑娘。”乔榛回忆:“杨大哥说,国妹和同事一起养猪,但猪的情况明显不同。国妹养的猪又肥又壮,还很活泼,猪圈也打扫得清清爽爽。其他人养的猪则无精打采,邋里邋遢。这姑娘,好!”姑娘,果真是好。乔榛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曾参加筹建吴泾化工厂和高桥化工厂,他因公受伤,一度陷入半昏迷状态。未过门的媳妇,便主动去医院照料未来公公。脏活累活,毫无怨言。乔榛看在眼里,感动非常,“我爱她,因为她的朴实,因为她的透明。”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乔榛和国妹在恋爱2年后结婚了。那天,国妹下午还有演出,结束后她背着乐器蹬着自行车来到婚礼现场——德大西菜社并起四条长桌。穿着“两用衫”的两个年轻人,就此永结同心。后来的事情,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乔榛被选中参加译制片的配音工作。“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配音,只是觉得和自己所学的比较接近,我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他研究人物性格,揣摩情绪语调。一个个经典人物,都被他“配”活了。“我彻底着迷了,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但不拘泥于固定类型,甚至驾驭喜剧人物也游刃有余。《魂断蓝桥》《叶塞尼娅》《斯巴达克斯》《寅次郎故事》《廊桥遗梦》……乔榛和他的声音,通过一部部电影为国人推开了一扇不一样的窗户。
红到什么程度?从上影厂调入译制片厂,40出头,乔榛便成了厂长。姑娘们的求爱信,一袋又一袋。有影迷直接到厂里找乔榛,毛遂自荐说自己也有配音天赋。乔榛应答:“即使真有天赋,也需要正规的考核和必要的流程。”姑娘无奈,提出了最后的请求:“乔老师,能给我一个拥抱吗?”乔榛不解风情,姑娘出门便是嚎啕大哭。对此,乔夫人如何作想?唐国妹云淡风轻:“说实话,如果我吃醋的话,我们就维持不到今天。在婚姻生活中,信赖与理解同样重要。”唐国妹也在进步,她成了上影乐团的中阮首席。大家都觉得,这一对,男强女弱。其实,不然。唐国妹是个着实有趣的女子。守护婚姻,保卫爱情,她用大白话总结:“夫妻之间一定要沟通,如果今天我不开心,就会说出来,当天一定要解决掉。”她不好酒,却颇有酒量。有一回,唐国妹要做个小手术。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师问她酒量如何。“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我总归要客气一下,连忙说不好不好。”谁晓得医生常规剂量下去,病人这边一点反应也没有,“医生说,你搞来,这么客气干吗。结果添了好些剂量,我才昏睡了过去……”此遭拜访,乔榛夫妇已经搬入了养老社区。餐桌上摆着一瓶剩下一半的红酒,乔榛努努嘴,“她喝的呀,晚上看报纸喝一杯。”共“富贵”,难。不是没有流言,不是没有摇摆,但结局是安然,凭的是一个男人的担当与一个女人的智慧。在外,乔榛是声音雕刻大师,是替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艺术家。在家,乔榛是顶梁柱。顶梁柱,倒了。其实,比起夫妇俩琴瑟和鸣的故事,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乔榛的九死一生。45岁,乔榛确诊患上泌尿系统的癌症。“我一下子懵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在大哥面前千万不能流露负面情绪。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在大哥面前掉过一滴眼泪。”手术后,相熟的医生冲着国妹伸出五根手指:“五年。”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以为医生的意思是大哥还有五年的时间,他还那么年轻。”眼泪,只能偷偷地流。回到家,国妹蒙着被子好好哭了一场,后来却发现医生的意思是指五年为一道关口。从此,她放下心爱的乐器,全心全意地照顾丈夫。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13年后,相同的部位癌症复发。2001年,大面积骨转移。2009年先后心梗、脑梗,2015年结肠癌,2017年小肠转移……乔榛徘徊在鬼门关口,一次又一次。“是国妹把我拉了回来,没有她,就没有我的命。”乔榛凝视着身边的妻子,抬手想抚触她的头发,到底却又垂了下来,“可是你看看她,为了我操劳了半辈子,这一头白发……”声音是哽咽。老妻打断,“你说什么呀大哥,年纪大了,头发总归是要白的呀。”唐国妹不喜欢抱怨。她不会告诉你中风后,乔榛去杭州康复疗养,每天训练都要湿透五六身衣服。因为不放心护工,她把所有的照料工作都揽上了身。不仅每件衣服都洗干净,还要熨得平平整整,连手绢都是挺括的;她也不会告诉你,这么多年她没有一晚在十二点前睡觉,为乔榛的身体操劳,为乔榛的工作准备;她更不会告诉你,医生一度勒令她静养,只因为她太过劳累,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她甚至不认同“顶梁柱倒了”这个说法,“大哥在,这个家就在,我的心就踏实。顶梁柱,一直都在。”面对人们的感佩,唐国妹不以为意:“我是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女性,这是我应该做的,更何况,他也值得我这么做。”直到现在,乔榛有演出,妻子总是相随,为他的麦克风调音,为他收拾仪表,“我要让我的丈夫体体面面。”乔榛含蓄,面对外人,他的感激,他的欣赏,都只是克制地表达。“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刚坐下来没多久,就有人特地跑到国妹跟前说:'你年轻时候肯定老漂亮的,到现在气质都那么好。’”无论多大年纪,伴侣得到的恭维,都会是彼此小小的骄傲。几年前,在央视《朗读者》舞台上,乔榛夫妇一同朗诵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我愿意是激流》——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这分明是他们的爱情诗歌。50年,他是她的夫,她是他的妻,有艳阳就会有风雨,有浪漫就会有愁苦,这是生活的真相,这也是家的真相。(摄影: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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