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本书,虽然是小众类的专业类书籍,但全网上架后,很快售罄,并且经由读者们的口耳相传,慢慢发酵,在豆瓣竟然取得了9.3的高分。
豆瓣读书对此书的评分高达9.3分
以上为读者对本书的评价
那么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竟让读者们争相抢购,并收获大量好评?接下来让小编带您看一看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刘复生教授为本书写的序言,从中一探究竟。
紧扣历史脉动,展现东方神韵
文字与图像是服饰研究的两大要素,沈从文以及周锡保的著作为中国服饰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张玲在图像的采集利用上用力甚勤,进而证之以服装实物,使得出的结论可信度高。对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的梳理和比较,以及对南宋墓葬中女装研究标本的深入分析,是该著最为出彩的地方之一。作者利用擅长的剪裁技术,对南宋各类女装结构、尺寸、款式特征都作了细微的比对分析,为宋代女装的数据化定量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些年来,张玲跑了不少地方,调研了许多博物馆,大凡有与宋代服饰相关的墓葬发现,似乎都少不了她的身影,这是难能可贵的,其间自有发现的惊喜。例如,南宋岳珂《桯史》记载,宣和(1119-1125)年间流行一种“不施衿钮”的妇人便服,“束身短制”,“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称为“服妖”。有一天张玲告诉我,她在安徽南陵铁拐北宋晚期墓出土服饰的考察中发现,各式女装上衣均无衿带装饰,使北宋晚期的“服妖”得到实物证据,我也难禁一喜。其实,“服妖”就是所谓的奇装异服,在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服妖”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表象。北宋晚期,金人南下,北宋政权风雨飘摇,出现所谓“服妖”,这就不足为怪了。今日视之,这正是着装上的突破和创新,追求俏美是人天性使然,“服妖”不妖,应予“平反”。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一部服饰史,核心正在于服装形制(样式、尺寸)的变化。新颖而得体的、别出心裁的形制,加上材质、色彩、纹饰变化的适当搭配,往往带来视觉冲击,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不正是今日不时推出的时装秀所致力的目标吗?古人于此也有同样的追求,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自然,服饰史有更丰富的内容,如该书所揭示的,服饰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
蔽体、保暖是衣裳的基本功能,同时衣裳也是人与社会的媒介。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走向成熟,衣裳附加的功能也不断增多。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后人想像中的三代政治,但“服制”的制定无疑是中国古代文明进入到新时期的一种标志。服制与舆制合而为“舆服制度”,是历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染五彩,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也。”贵贵尊贤、上下分明,是古代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历代统治者所定的“服制”,欲使卑贱者不得与尊贵者穿着“同荣并丽”。但制度的规定性与世俗之间未必可以同一,以别身份的士庶服制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遵行,宋代尤为明显。《宋史·舆服志》中记北宋末年“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一些官员急切希望改变这种“衣冠之制,上下混一”的状况。后妃命妇的常服在南宋时,已“与臣下无异”,故而时人有“女优被后服”之叹,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从宋代开始的。以服饰来区分贵贱的“服制”在宋代已经被打乱了,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多重的有力论证。
大约二十年前,我曾参与王曾瑜先生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课题,担任其中“服饰”的撰写,初步感受到了“宋代服饰”研究的魅力。张玲为她的新著索序,唯恐不当其任,我视之为学习新知的过程,心稍释然。张玲两年前已出版有专著《东周楚服结构风格研究》,甚得好评,如今再上层楼,在学术攀援之路上,理应得到最好的祝愿。
刘复生
2019年3月于川大农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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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峭窄的剪裁、通透的纱罗,尽为衬托南宋女子“腰肢纤袅”的轻盈雅态。这与以往观念中受理学思想禁锢的保守的宋代女性形象相去甚远。《那更罗衣峭窄裁:南宋女装形制风格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宋代服饰文化研究的整体反思之上。以学界鲜有涉及的服装形制文化为突破口,从出土的南宋女装实物出发,结合文献与图像证据,对南宋女装形制类别及组合秩序、形制结构及工艺特征、形制构成的风格范式、形制风格的时代变迁、形制语言的二元互逆等问题逐层钩考,从微观到宏观,揭示南宋女装形制风格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历史流变特征,理学对南宋女性衣装生活并未产生束缚性影响,女装多受时尚潮流驱动,凸显“峭窄化”、“轻盈化”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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