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距京师同文馆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百余年,期间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于中国的意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艺术的发展也一直深受西方影响,可以理解的是,当下艺术家难以纯粹在单一文化的框架内思考艺术的发展,但问题是,在整个当代艺术生态系统里,中国艺术一直在寻求国际化的通路,以此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与地位,而时至今日,西方的标准在发挥多大的作用?对学术和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而这种影响其中暗含了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展览现场
这话题已经不是个新提问了,但最近艺术领域发生的很多事件,还都潜藏着对这个问题的牵涉,譬如UCCA易主,古根海姆中国展的议论,还有目前国内众多抽象艺术家对于东方精神的回归等等,因此我们希望可以对西方话语权的现实情况,形成一个公开多元的讨论或者说是一次摸底探踪。
影响还有多大?
夏季风(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且不提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标准是否存在,如果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与地位,需要寻求西方认同而不是通过自我的确立,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无疑是悲哀的,可以说有点找不着北了。所谓的西方话语权或许不像律法条款那么明确,但它肯定存在于美国以及欧洲的体内。其实现在的中国有点像二战后的美国。当年美国的经济如纽约的摩天大楼一样越冲越高,大量的资金流向艺术品市场,艺术家们开放的、绝无传统羁绊的创作,抢过了巴黎的风头,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当代艺术中心。正如1964年,劳森伯格硬生生从被法国人包揽的威尼斯双年展里夺得金奖后,他写到:“人们现在知道了世界的艺术中心不再是巴黎了。”当时的美国艺术并没有寻求欧洲的国际化通路,而是确立了自己标准,“西方”的艺术标准也似乎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不是也到时候了?至少拿出点试一试的野心。
王新友(偏锋新艺术空间负责人):就目前来看,西方话语权无疑还在起主导作用。无论在学术层面、商业层面,还是整个当代艺术系统本身,都还在西方话语的强势影响之下。其实根本无需举例,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学术话题、展览模式、艺术博览会的组织,甚至我们的“当代意识”,其实都是在西方话语的强势影响之下,如果说需要举例的话,大概是相反的例子,比如说试图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真正有意识地重新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话语的例子。
孙冬冬(策展人):落实到当代艺术行业内部,“西方”所对应的是一个由欧美主导建构的全球性的艺术体系,而当我们谈西方标准,实际上是在讨论面对西方艺术体系时,中国当代艺术到底处于何种处境,直到现在,我们仍像过去那样时常认为自己是被动的、符号化的。一方面,这是从业者个体基于职业遭遇上的抱怨,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全球化是一种双向运动,虽然,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体系建构与运行,目前还是依靠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资源,但对于无国家边界的市场想象,其实也在反向加剧我们与国家之间的切身感,相比于外部的刺激,这是一种内部的冲动。既然是一种冲动,也就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很多具体性的行动。
李战豪(青年收藏家):严格意义上讲,西方标准是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化的自我预设,也是“进门”的标准和方向。中国当代艺术想要达到这种标准,就意味着趋向性的迎合,目前,在西方当代艺术丰硕的成果面前,这种标准还将继续存在,并对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界和当代艺术市场起引导作用。
C女士(在西方重要机构任职):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通过展览或学术来寻求认同,是个综合的趋势以及变化,曾经我们确实需要来自西方重要体系的“加持”。
暗含了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反通俗建构:恩里科·巴赫 上海龙美术馆hiart space 展览现场
王新友:我觉得现在重新探讨西方话语权与中国自身的当代系统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正如你们所说的,在中国,对于西方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已经经历了一个从膜拜到祛魅的过程,许多人都意识到我们确实需要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视角。但另一方面,如果现在就大谈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我觉得为时尚早,毕竟,话语权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已经有了建立自己的当代系统的意识,但究竟该怎样建立,其实大家都很茫然。说一个最简单但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的当代系统究竟是怎样的?它与西方当代系统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我估计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首先还得对西方当代系统做更深的研究与解剖,同时对我们自身独特的东西——比如说在“当代”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也要做更深的研究,学术上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系统,然后才可能逐渐建立这个系统,然后才有可能谈论我们的话语权的问题。
歌之舞之:约翰·麦克林的抽象绘画 广东美术馆 展览现场
孙冬冬:无可否认,西方的当代艺术体系对于职业个体而言充满了魅力,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交换与消费带来的开放性,总是属于极少数人,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当代艺术是到了思考艺术内部的旅行家与居住者两种身份的时候了。
生生如環:周力个展 蜂巢(北京)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李战豪:近期的热门展览——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世界剧场”可谓是北美迄今规模最大的关于1989年至2008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从这个展览上看,中国当代艺术俨然已是“世界剧场”的组成部分,但有重要媒体爆出“没有中国的全球当代艺术体系不完整”这个标题看起来有点不自信,像是没有被认可而牢骚照顾自己情绪。
环顾1989年至2008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惟西方认可方能成仁,严重暴露出西方标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气节全无。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直面自身的危机,在学习西方前卫艺术的同时,完全可以在自身文化语境中独立生长。譬如20世纪70年代初“物派”一词的出现,是日本新文化运动者共享西方潮流艺术的同时,保持着独立批判和自我表达,其目的就是要寻求自身艺术现代性的可能,从而避免被西方潮流艺术所定义。他们从东亚美学,佛家形而上学及道家的哲学中获得创作源泉,谱写出“物派”艺术宣言,致使“物派”与意大利“贫穷运动”、博伊斯的“观念艺术”、美国“大地艺术”几乎同一时期呈现在世界舞台。而中国当代如果不能从自身文化语境中出发,那么还会继续在西方当代艺术多样纷呈的成果面前迷失自我,更会使中国当代在整个全球当代艺术的生态系统里,看上去像是“杀马特”。
“赵半狄的中国Party”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C女士: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增强,包括中国市场购买力的增强,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虽然还尊重和学习西方,但已经不需要用他们来证明自己,而且通过很多中国自主的策展以及海外展览项目,也在为自己树立一个新的标准和话语权。
本杰明·阿普尔:地下室花圃 偏锋新艺术空间 展览现场
回到现实,是否有所优待?
王新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我们画廊在挑选艺术家的时候,并不会完全考虑西方的眼光,而是从东方审美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严格而独立的标准判断的。当然,艺术家的展览经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也会纳入评估体系,我们也会参考西方业界朋友的建议,就像我们会参考很多国内批评家、策展人,以及艺术家朋友的建议一样。但另一方面,在我们做展览的时候,尤其是在参加国外重要的艺术博览会的时候,我们又要很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艺术家、艺术作品甚至整个画廊怎样更好地融入西方艺术世界的问题。
温一沛“飞鸟之影”Tong Gallery+Projects展览现场
孙冬冬:作为策展人,我更关注当代艺术之于中国现场的关系,以及在此呈现的全球化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世界不是标准,而是一个认识反思这种经验的参照(知识)系统。所以,相比于漂亮的简历,其更看重于艺术家的问题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魅力。
张羽:上水—五台山翠岩峰(行为装置),10000只印有张羽制造红印的瓷碗、雨水、露水,五台山中台,2016
李战豪:在挑选当代艺术品进行收藏方面,最看重的是艺术家自身的文化素养,具备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能够对西方现代艺术及前卫潮流艺术有深刻的自我生发。这一点可以在早期华人艺术大师的身上明确感受到,譬如常玉、赵无极、林寿宇等。当然,中国当代艺术已不同于20世纪早期华人艺术,呈现鲜活的业态、多元的方向,虽然国际重要美术机构及文献性展事的参与成为收藏的重要参考标准,但最终还是要关照作品本土文化涵养的内在反映上,这是第一位的。
2017央美研究生毕业展现场
C女士:选择艺术家或策展人的时候,我们会参考一些国外的展览,特别是有学术价值的展览,但并不会因为他在威尼斯双年展或卡塞尔文献展“渡了一层金”就觉得更适合。最重要的还是展览的主题,包括策展的方向以及艺术家的作品来做最终的判断,而是否参加过国际展览只是一个指向性的数字,并不会成为必须的参考价值和数据。
2017清华美院本科生毕业展现场
2017 青年艺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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