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上的马远“水图”—— 吉州窑水波纹装饰类釉下彩绘瓷的物质文化分析

史明立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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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州窑釉下彩绘瓷是吉州窑极具地方特色的类产品。水波纹，又称海涛纹、波涛纹等，或舒朗，或繁密，既作为主题纹饰，又用作开光外或开光内装饰，是吉州窑釉下彩绘瓷装饰中极具地方特色且较为常见的类纹饰。以杨后礼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这类纹饰视为判断元代吉州窑瓷器的重要标准之一[1]。郭学雷先生认为，元代吉州窑瓷器的水波纹装饰较之南宋更为细密繁复[2]。

本文将对吉州窑釉下彩绘瓷上的水波纹进行梳理，通过与同时期绘画、瓷器等器物上的类似水波纹题材相对照，推断水波纹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以期为吉州窑水波纹类釉下彩绘瓷的研究提供借鉴。

吉州窑水波纹类釉下彩绘瓷器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讨论：

一是物质层面， 即带有水波纹装饰的吉州窑釉下彩绘瓷的年代及分类；

二是社会层面， 即水波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在什么情境下制作的， 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起了什么作用；

三是精神层面，即带有此装饰的器物是否在向当时的器物相关人传递某些观念。

一 物质层面

（一） 吉州窑水波纹釉下彩纪年瓷在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中， 具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年代的纪年瓷较少，其中带有水波纹装饰的器物更少。

吉州窑水波纹釉下彩纪年瓷不见于宋代， 仅见于元代， 如1983 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的丁未年款釉下彩绘水波纹残罐(图一)，经考证时代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 [3]，1975年韩国新安沉船出水元代吉州窑釉下褐彩波涛山茶纹瓶(图二)[4]，该沉船被推定为“至治三年(1323) 从浙江省庆元(宁波)出发驶向日本都”[5]，因此此瓶年代应不晚于1323年，1984年江苏省常州市纺织机械厂元代墓葬出土2件釉下彩绘长颈瓶16](图三)和1件彩绘奔鹿纹香炉。这些元代瓷器上均装饰或繁复或舒朗的水波纹，而在宋代的吉州窑纪年瓷器上并未发现这类纹饰。虽然这并不足以说明装饰水波纹的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只生产于元代，但元代这类纹饰甚为流行是毋庸置疑的。

图一 元丁末年款釉下彩绘水波纹残罐 

1983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

图二 元 釉下褐彩波涛山茶纹瓶 

1975年韩国新安沉般出水

（ 二） 水波纹的分类

针对吉州窑釉下彩瓷器上水波纹的演变， 有研究者认为元代吉州窑瓷器上的水波纹相较于南宋时期更加细密、繁复。为便于分析， 现将水波纹分为舒朗型、繁复型、融合型三类，并分析其是否有从舒朗到繁复的演变规律， 年代是否存在明显的早晚区分。

1.舒朗型

舒朗型的水波纹较为常见， 既有作为开光外装饰或装饰边缘的边饰，亦有作为主题纹饰甚至器身满饰的。开光外装饰水波纹的吉州窑釉下彩绘瓷见于1980年江西吉安永和窑址出土的梅竹纹罐[7]（ 图四） 和江苏常州纺织机械厂元墓出土的彩绘香炉等；主题纹饰见于江苏常州纺织机械厂元墓出土的2件长颈瓶的瓶身装饰和1980年江西吉安永和窑址出土的釉下彩绘水波纹长颈瓶腹部绘制的水波纹（ 图五） 等[8] 满饰水波纹的瓷器也较为常见， 如1967年江西南昌出土的釉下彩绘水波纹长颈扃腹瓶， 从颈部到腹部均满饰白地褐彩海涛纹[9]（ 图六）。另外， 在瓷枕上， 水波纹常作为某一枕面的装饰。如1980年江西省文物商店在新千县收集的彩绘海涛萱草纹瓷枕（ 图七）[10]和1978年安徽省文物总店在合肥市肥东县征集收购的吉州窑瓷枕[11]（ 图八） 。

图四 元 釉下彩梅竹纹罐  

1980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

图五 元 水波纹长颈瓶 

1980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

图六 元 长颈扁腹瓶 

1967年江西南昌出土

图七 元 彩绘海涛萱草纹瓷枕 

1980年江西省文物商店在新千县收集

图八 元 瓷枕 

安徽省合肥肥东县征集

2.繁复型

极为精致、细密、繁复的水波纹装饰见于1983 年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的丁未年款釉下彩绘水波纹残罐。该罐颈部绘卷草纹一周， 腹部绘主题纹饰水波纹[12]， 下腹部饰卷草纹一周。与这一器物水波纹装饰极为相似， 且同样细密的是1966 年冬在新干县城东宝塔山下出土的釉下彩绘水波纹炉[13]（ 图九）， 全器绘赭色图案花纹， 炉体上部绘细密的海水波涛纹。1968年江西省博物馆征集的吉州窑彩绘海涛纹瓶（ 图一O ）， 其瓶身亦满绘较为繁复的水波纹。开光内装饰水波纹的做法见于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吉州窑釉下褐彩波涛山茶纹瓶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釉下彩绘卷草开光波涛纹双耳瓶（ 图一一） 的瓶腹装饰。

图九 元 彩绘水波纹炉 

1966年冬江西新干县城东宝塔山下出土

图一O 元 彩绘海涛纹瓶 

1968年江西省博物馆征集

图十一 元 卷草开光波涛纹双耳瓶 

大英博物馆

3. 融合型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吉州窑釉下彩绘诗文枕[14]（ 图一二） 枕面所饰水波纹与吉州窑釉下彩瓷器上常见的水波纹略有不同。吉州窑瓷器上常见的水波纹虽有疏密之分， 但纹饰极为相似， 有“ 虎爪”， 无漩涡；而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这件瓷枕上的水波纹“ 虎爪” 卷曲， 呈现大漩涡状， 而漩涡之外的波纹则与吉州窑釉下彩瓷器上常见的水波纹较为相似。如果将此件诗文枕枕面所装饰的大漩涡状水波纹与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常见的“卷草纹”相比较， 如1979年江西省九江市江西省财经会计学校基建工地出土的釉下彩绘卷草纹瓶[15]（ 图一三） ， 可发现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这件瓷枕上的水波纹似乎是常见的典型水波纹和卷草纹两种装饰技法融会贯通的产物， 其卷曲的漩涡状绘法应受到卷草纹的启发， 而使用细密线条表现水波和“ 虎爪”的形象则与典型水波纹一致。

图一二 元 诗文枕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图一三 元 釉下彩绘卷草纹瓶 

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藏

由上可见， 水波纹的舒朗与繁复只是相对而言， 并无明显区别。首先， 二者虽有疏密之分， 但绘画技法几无区别， 均使用较粗的线条勾画出“虎爪”， 用较细且均勻的细线条勾绘波纹， 呈现波兴浪卷、翻滚奔腾状。其次， 二者所装饰的部位也大体相似，或作为主题纹饰或作为边饰， 或装饰在开光内或在开光外， 或满饰器身。在物质层面， 由于能够确定明确出土地点和年代的吉州窑釉下彩瓷器少之又少， 从目前有限的纪年瓷器资料来看， 典型水波纹样式的瓷器应主要在元代。另一个可作为间接证据的是典型水波纹样式在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流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诗文枕，综合枕面诗文、花卉、狮子绣球等元素， 并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吉州窑釉下彩瓷器相对照， 应是元代吉州窑产品。其枕面上的水波纹， 在典型水波纹样式上进行了加工， 应看做典型水波纹和卷草纹相融合的产物。因此，水波纹的疏密并不能作为确定器物年代早晚的依据， 这类纹饰不论疏密，均应主要是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的装饰。

二 社会层面

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的水波纹装饰， 是吉州窑瓷器画工们自创的，还是受当时其他艺术形式或社会风尚的影响？通过对宋元时期的绘画、瓷器、银器等工艺品上的水波纹装饰进行检索， 可以发现水波纹装饰在多种手工艺中的流行， 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尚。

（一） 绘画中的水波纹

目前已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是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的水波纹与南宋马远（ 约1140 年至约1225 年后） 《水图》的相似性[16]， 尤其是《水图》中的“ 层波叠浪”（ 图一四）、“黄河逆流”（ 图一五）、“云舒浪卷”等画面。《水图》以“ 线条” 为基础， 采用“ 勾水法”勾勒出漩涡和波浪，并加以渲染， 表现水流湍急的速度感[17]。《水图》以勾为主， 染为辅，勾绘出虎爪形波浪和线条状波纹，用淡墨渲染[18]。这种以勾为主的画水法， 与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的水波纹绘画手法十分相似， 而且用虎爪表现漩涡和线条表现波浪的手法也较为相似， 从而呈现出较为相似的水波纹效果。

图一四 南宋 马远 水图·层波叠浪 

故宫博物院

图一五 南宋 马远 水图·黄河逆流

故宫博物院

与中国宋元时期相近或稍晚的日本绘画中， 亦大量出现使用线条表现水的绘画。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 略举以下几例介绍。较早使用线条表现波纹的是高山寺的《鸟兽人物戏画（ 甲卷） 》（ 图一六）， 年代约为12世纪中期， 描绘了拟人化的猿、鹿、兔、狐、蛙等动物自由游玩嬉戏的场景[19]。另一件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独轮车莳绘螺钿手匣（ 图一七） ，年代约为12世纪， 描绘了为防止车轮干燥变形或开裂而将车轮浸泡在贺茂川水中的情景[20] 这两件作品均使用弯曲的线条表现水波纹， 以勾画法为主， 却与吉州窑瓷器上的虎爪状水波纹不同。高山寺的《华严宗祖师传绘卷（ 华严缘起） 》（ 图一八） ， 年代约为13 世纪前期， 以特写手法描绘了破浪前行的巨龙形象[21]。画面以线条勾勒虎爪形漩涡和线条表现水波纹的方式， 与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常见的典型水波纹样式非常相似。再晚一些的水波纹样式见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吉山明兆《白衣观音图》[22]（ 图一九）， 年代约为1430 年。画面下方的水波纹， 以线条表现漩涡和波浪纹， 与吉州窑典型水波纹和元青花瓷器上常见的海水纹均很相似。

图一六约12世纪中期 鸟兽人物戏画（ 甲卷）

曰本高山寺藏

图一七 约12世纪 独轮车蒔绘螺钿手匣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一八 约13世纪前期 华严宗祖师传绘卷（ 华严缘起）

曰本高山寺藏

图一九 约1430 吉山明兆 白衣观音图

曰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 景德镇元青花上的海水纹

宋元时期水波纹作为主题纹样大量出现在瓷器上。除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常见的水波纹外， 还见于宋代耀州窑的落花流水纹。尽管落花流水纹中的“流水”亦使用线条来表现水波纹， 但却缺少虎爪状漩涡纹。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上广泛使用的虎爪状水波纹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窑口瓷器， 却与景德镇元青花瓷器上常见的海水纹相近。海水纹在元青花瓷器上主要用作边饰或底纹。用作边饰的见于2002年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盖盒盖顶纹饰（ 图二〇）[23]和1973年安徽省蚌埠市东郊曹山南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颈部装饰（ 图二一）；用作底纹的见于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窖藏出土的青花海水白花龙纹八棱梅瓶瓶身底纹（ 图二二）[25]。元青花瓷器上的水波纹装饰与吉州窑釉下彩瓷器上的水波纹均以线条为基础，以勾画法绘画出虎爪状漩涡， 以线条勾绘出水波纹。但元青花瓷器上的水波纹边饰较为舒朗， 较之吉州窑更加随意， 倾向于写意， 而作为底纹的水波纹极为繁复， 与吉州窑水波纹更为相似。从二者的绘画手法和表现水波纹的形式来看，二者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图二O 元 青花云龙纹盖盒盖顶纹饰 

2002年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出土

图二一  元 青龙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 

1973年安徽省蚌埠市东郊曹山南坡明洪武二十八年（1935年）汤和墓出土

图二二 青花海水白花龙纹八棱梅瓶

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永华南路元代窑藏出土

（ 三） 其他

1994年湖南常德沣县沣南乡出土了一副元代银船盘盏（ 图二三） ， 由莲瓣形舟杯、海浪纹银托盘组成。“这件杯、托的精彩之处主要表现在其造型上， 完全不受一般杯托的局限， 纯用写实的手法， 将托盘作成椭圆形， 盘内且模铸翻腾的海浪， 俨然是波涛壮阔的海面。[26]托盘内翻腾的海浪，表现波涛的虎爪和表现水波纹的线条， 几乎是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水波纹的立体样式。

图二三 元 银船盘盏 

1994年湖南常德沣县沣南乡出土

不同媒介上同一类型纹饰的流行和相似，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这一纹饰的钟爱， 进而反映出经济、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一个侧面。首先， 作为对外销售的商品， 吉州窑釉下彩绘瓷上的水波纹装饰很可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特定阶层的喜爱。由于元代部分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经过海路出口至海外， 吉州窑瓷器的装饰风格亦可能为迎合国外消费者的需要而进行设计， 如原是开往日本京都的商船—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釉下彩绘开光卷草纹瓶上的水波纹装饰。其次， 绘画、银器、瓷器等多种艺术形式均使用以线条为主、以晕染为辅的方式表现水波纹， 体现出不同手工艺媒介之间的相互模仿和借鉴， 这对吉州窑瓷器上水波纹绘画方式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再次， 成熟的吉州窑水波纹绘画技术通过吉州窑窑工或画工的迁移， 对元青花瓷器上的海水纹的画法产生一定的影响[27]。

三 精神层面

郭学雷先生认为波涛纹流行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江海波涛为财富之薮”， 波涛纹的设计“ 在当时商品社会追财逐利的背景下， 有可能正好迎合了人们普遍渴求财富的期盼“[28]。而郭先生所引用的证明材料多属宋代， 元代是否仍旧如此不得而知。由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应的困难，今人很难确知吉州窑的窑工在创作或绘画这类纹饰时的精神世界， 或者迎合着使用者怎样的需求， 但从现有资料来看， 吉州窑水波纹装饰的器物有一类应是宗教“ 供养”用具。如吉州窑永和窑址出土的丁未年款釉下彩绘水波纹残罐， 罐肩部褐彩书写”作称心买卖答者， 丁未岁下市朱有成用工”；腹部绘主题纹饰水波纹， 中间有一个竖长方形开光， 书“入敬神会， 永充供养者”；开光外饰细密的水波纹。另一件是两庆书屋藏的吉州窑釉下褐彩波涛鸾蝶纹净水钵（ 图二四）， 钵内壁绘鸾蝶， 腹部以波涛为地纹， 开光内书写“吉州路总府刘仕达舍入钣敬堂永充供养， 至元己卯岁腊月谨题”[29]这两件瓷器上的文字均说明它们用于“供养”。而模仿青铜器造型的鬲式炉、琮式瓶、双耳瓶鼎式炉等， 体型较小的长颈瓶（ 小净瓶） 等器物亦可能与“ 供养”相关。另外，一些间接的证据亦可表明“ 供养” 器物在元代的盛行， 如江西宜春元代窖藏中与吉州窑褐彩双凤花卉纹六方洗、褐彩莲荷纹香炉同出的双耳三足铜香炉， 器沿下刻铭文“大德癸卯年郡北祈求会新造过锡器外续置铜香炉肆个永充供养”[30]可知元代郡北庙宇为“祈求会”制作过“锡器”和4 个铜昏炉， 而与之同出的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 包含2 件水波纹长颈瓶）可能也与此次祈求会“供养” 相关。“供养”是寺庙获取物质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元代统治者对宗教，尤其对佛教的重视和支持使得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元代寺院不但占有大量土地， 拥有巨额资产， 还租佃土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31]。权势富贵之人亦出钱、出物供养寺庙举行各种佛事。唐宋以来， 江西即是禅宗传播的重镇， 南宋时期吉州永和镇烧造了大量吉州窑佛教用器， 如“本觉”款白釉盏、桑叶纹盏等。这一传统可能在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瓷器中得以延续。因此， 部分带有水波纹装饰的吉州窑瓷器被烧造出来， 并由买者或拥有者作为供养器具赠予寺庙。

图二四 元 釉下褐彩波涛鸾蝶纹净水钵

两庆书屋藏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水波纹是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绘瓷上较为流行的纹饰。水波纹的疏密并不能作为判断瓷器年代早晚的证据。这类纹饰借鉴了当时的绘画、瓷器、金银器等其他手工艺的绘画或装饰方式，并迎合了民众或特定阶层甚至国外消费者对这类纹饰的热爱。这类瓷器中有一部分应是宗教供养器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水波纹在元代吉州窑瓷器中甚为流行，但在宋代的吉州窑纪年瓷中尚未发现这类纹饰。除与宗教供养相关之外，行是否与元代统治者开疆拓土，对水或海洋的向往有关?吉州窑釉下彩绘瓷上的典型水波纹显然并非平静的水面，是否象征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同时期日本的绘画中常见的水波纹、景德镇元青花瓷器上的海水纹甚至银器上的波涛装饰与吉州窑瓷器上的水波纹， 均呈波涛汹涌状， 是否有着特殊的内涵？由于资料的限制， 这些问题尚无法论证得更加深入， 但可以作为未来思考或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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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后礼：《元代吉州窑瓷器介绍》，《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3期。

[2]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 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1版． 第151页。

[3] 耕生：《元吉州窑纪年珍瓷两种》、《收藏》2013年第13期。
[4]袁泉、秦大树:《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堑:《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 年第2期。
[5]沈琼华:《大元帆影一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版。
[6]徐伯元、赵多福:《江苏常州出土元代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考古》1990年第2期。
[7]彭明瀚:《雅俗之间一 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04页。
[8]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3页。
[9]杨后礼:《元代吉州窑瓷器介绍》，《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3期。

[10]杨后礼:《元代吉州窑瓷器介绍》《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了期。
[11]汪平:《古朴自然，纤细秀丽一浅析宋代吉州窑瓷枕》，《收藏界》2008年第9期。
[12]耕生:《元吉州窑纪年珍瓷两种》，《收藏》2013年第13期;彭明瀚:《雅俗之间一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1页。
[13]唐昌朴:《介绍江西出土的几件瓷器》，《文物》1977年第4期，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I版，第141页。
[14]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珍品图录》，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53页。
[15]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7页。

[16]郭学雷:《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考实—兼论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的影响》，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10页。
[17]白洁:《唐宋时期画“水”法及其历史地位》，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第19-20页。
[18]黄怡平:《马远<水图>探幽》，《艺海》2008年第6期。
[19]惟雄著，蔡敦达、邬利明译:《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1版，第136页。
[20]惟雄著，蔡敦达、邬利明译:《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1版，第146页。
[21]惟雄著，蔡敦达、邬利明译:《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1版，第184页。
[22]惟雄著，蔡敦达、邬利明译:《图说日本美术史》，三联书店，2016年9月第1版，第209页。
[23]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184页。
[24]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198页。
[25]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月第1版，第178页。
[26]陈松长:《湖南出土金银器略说》、《收藏家》2002年第10期。
[27]针对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对景德镇瓷器的影响，可参见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吉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47页。
[28]郭学雷:《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考实—兼论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的影响》.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10页。
[29]耕生:《元吉州窑纪年珍瓷两种》，《收藏》2013年第13期。
[30]谢志杰、王虹光:《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31]罗莉:《论寺庙经济一中国寺庙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2003 年，第67-73页:李干、周祉征:《元代寺院经济初探》，《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
[32]黄阳兴:《南宋吉州窑装饰与禅宗关系考释—也谈青原山与永和镇的禅宗传播》，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25—243页。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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