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吾有虞（希望）于子，今则已矣。
昔先王议事以制（针对具体事情来制定刑法），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争讼之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防范）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放纵）。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警惧）之以行，教之以务（专业技术知识），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临）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圣哲之德），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
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不畏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条文），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衰微之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田界和水沟），立谤政（遭人毁谤的政策，指子产作丘赋），制参辟（指三辟，前述三个刑法），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诗大雅文王末章。仪式刑，效法）”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谓文王为天下所信。孚，信）。”如是，何辟之有？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细微小事），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音西，叔向名羊舌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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