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像
王弼出生在王氏家族，这是个名门望族，累世公卿。在汉末动乱时，他的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一起从长安流亡到荆州，投靠了世交刘表。这里的刘表就是《三国演义》里被刘备把荆州借走的刘表，关于刘表的执政能力和军事才干，这里不做深究。单说刘表文学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个名士，他曾组织文士整理儒家五经，并亲自写了《周易章句》，见解很独特，对王弼解读《周易》起到不小的影响。
刘表有个女儿，本来想嫁给王粲的，但是王粲其貌不扬，且行为比较散漫，刘表不喜，就把女儿嫁给了相貌堂堂的王凯。所以，这样说来，王弼也是刘表的曾外孙。
王粲，著名的文学家，文坛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名气很大。大学者蔡邕（yōng）就很赏识他，晚年的时候还把自己的万本藏书都送给了他。王粲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被魏讽蛊惑，意图谋反，被曹丕所杀。为了不让族弟无后，王凯就把自己的小儿子，也是王弼的父亲王业过继给王粲。蔡邕赠送的那万本藏书自然也到了王业、王弼父子手中，所以，可以说王弼是从小就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
然而人无完人，阅书万卷，精通玄学的王弼，在人情世故面前却显得相当稚嫩，以致于仕途坎坷，政业寥寥。
因为何晏比较看重王弼，也一直找机会让王弼入仕，恰好五品黄门郎之职空缺。于是，何晏便向曹爽推荐了王弼。而同时，丁谧则推荐了王黎。因为丁谧比何晏更得曹爽信任，于是曹爽便任王黎为黄门郎，却让王弼做了六品的尚书郎。
王黎本与王弼是好朋友，王黎选上了黄门郎，而王弼只屈任低一品的尚书郎，王弼就有些嫉恨，偏偏王黎此人又“轩轩然，喧喧然”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王弼就和他闹翻了。
尽管如此，王弼依然干劲十足。一上任便要求觐见曹爽，见面后，王弼暗示想要单独谈话，曹爽允了，并屏退左右。王弼知道曹爽也好清谈，便想发挥自己的长处，向曹爽大谈特谈玄学之理。曹爽喜欢清谈不错，但是也只是略有涉猎而已，毕竟他是搞政治的，本以为王弼有什么机密要密奏，或者出谋划策之类的，没想到他竟然说这些无用的空谈，便觉得很失望，暗叹一声“书呆子”，便把王弼打发走了。不久，王黎病死，曹爽依然没有用王弼，而是用了另外一个人。为此何晏也觉得很遗憾，却也无能为力。
还有另外一则小故事，说的是王弼有一个朋友叫荀融，也喜欢谈《周易》，有一次他与王弼商榷其中的一个问题，王弼就觉得他水平太低，不愿与其讨论，还把荀融挖苦了一番，这就触及了“士君子”的自尊。所以王弼仕途一直不顺，也就没有实际的功业，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史学家认知不够，还不能认识到王弼著作的价值。
王弼只活了二十四岁便病逝了，可他却在有限的人生中完成了两件传世之作：注释《老子》和《周易》。
《老子》
王弼注释《老子》，有个很大的便利，那便是有何晏这个“对手”来印证。
何晏和王弼一样，觉得当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老子》注本，就准备自己注释，并且已经注了好几年。在他还没完成《老子》的注释时，有一次参加一场清谈，恰好王弼也在。他就谈到了自己注释《老子》的原则，得知王弼也在注释，就请王弼也谈谈他的看法。王弼当时恰巧也刚刚写了一篇《老子指略》的文章，作为注释老子的原则和总纲。于是便说：“《老子》五千余言，一言以蔽之，'崇本息末’而已。”
何晏就问他“本”“末”何解?
王弼答道：“你所认知的'以无为本’，我也认同，'本’就是'无’，是'道’，是'自然’。'末’就是老子一再抨击的'仁义’、'巧利’等名教，此为'崇本息末’也。”
何晏听到这番见解，觉得自己“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喏喏。”只得连连称“是”。这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注释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但是自己几年的心血又不忍放弃，便继续注释下去。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没多久，何晏注释完成，便主动拜访王弼，他要看看王弼具体的释义。见面之后，也不客气，径直要来王弼注释的版本，当场翻看起来。当翻看到第三十七章，原文：“道常无为。”注释为：“顺自然也。”时，忍不住咂舌感叹。当看到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注释内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后，便停下来问道：“你上次不是说'崇本息末’么?现在怎么又说'崇本举末’呢?”
王弼笑答：“'崇本息末’是《老子》的要旨，'崇本举末’则是我的看法。所谓'仁义’、'巧利’，皆存在好的一面，不能一概否定，可以用'本’来统领这些名教好的一面，你说呢?”
听到这里，何晏觉得没有必要再看下去了，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看着王弼说道：“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能探索天人之秘啊！”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到家后，把自己注释的《老子》注本，一把火烧了，然后择其中精华写了两篇论文，一是《道论》，一是《德论》。
如此，王弼注释的《老子》注本便流传了下来，直到如今。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些《老子》版本，如，《诸子集成》本、《四库全书》本等，基本都是采用的王弼的注释。
宋代赵师秀在《秋夜偶成》中写到 ：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
上半句的意思是，自从王弼注释《周易》之后，汉代的《周易》就不流行了。
《周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周易》虽然是一部算卦的书，但是其中蕴含了很多深邃的哲理。
《周易》用三条断线（阴爻）或连线（阳爻）上下轮换组成八种不同的组合，叫八卦（经卦）。每两卦再上下轮换组成八八六十四种组合，叫六十四卦（别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卦、爻的图案，就叫卦象、爻象，每副图案则对应着客观世界的某种象征意义。且每一卦象、爻象都有相关说明，这叫卦辞、爻辞，用来指示某种结果。在这些推演的过程中，需要用到一些数字，汉儒们就利用这些象、数，来附会天地阴阳灾变、国家兴衰、吉凶祸福，这便是汉代《周易》学的主流派系，象数派。
早在先秦时期，对于“言”“意”关系，“言”能否充分表“意”就存在着分歧。《周易·系辞上》说，“言”虽不能尽“意”，但是可以通过“立象以尽意”，这便是象数派的“本”。只不过后来象数派的走向越来越不深挖“意”，而只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以取功名，宠于权贵。
王弼注释《周易》就对“言”、“象”、“意”作了进一步的引申。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王弼这种注释的出处是《庄子·外物篇》，连比喻都没变。兔网是用来捉兔的，捉到兔就可以忘掉兔网；鱼具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就可以忘掉鱼具。同理，语言是用来说明形象的，掌握了形象，就可以忘掉语言；形象是用来宣示意蕴的，明白了意蕴，就可以忘掉形象。
王弼还进一步发挥说，如果拘泥于言，而不是忘掉它，就不能得到象；如果拘泥于象，而不是忘掉它，就不能得到意。
这是一种新的理论，王弼把《周易》的研究方向由占卜引向哲理，由象数派走向义理派。
象数派是用《周易》来占卜的，如果为了得到“象”而忘了《周易》这个“本”，这不本末倒置了么?所以，象数派可以接受“立象以尽意”，却不能接受“得意而忘象”。
王弼这就是用《老子》的思想来解释《周易》，经过长期的争论，大概到了隋朝，义理派才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王弼的《周易注》甚至成为了唐宋科举取士的依据。想想《周易》一本儒家经典，唐代以后最权威的官方注本，却采用了道家玄学王弼的注释版本，不得不说王弼的才干，真真是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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