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照中
摘要：在上古汉语时期的文献中，汉语“虎”出现了数个异名，如“於菟／於䖘（tú）”“於檡（tú）”“伯都”“李父”“李耳”。这些异名根据其语音被分为两组。将这些异名置于汉藏语的范围内进行考察时，可发现它们都来自藏缅语。“伯都”及与楚公族有关的“於菟／於䖘”“於檡”这一组来自曾分布于东方的藏语支语言；而另一组，即与楚语底层有关的“李父”“李耳”则来自土家语。
在上古汉语时期的文献中，汉语“虎”出现了数个异名。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多种解释，或认为这些异名来自汉语，或认为它们来自其他汉藏语，但并无定论。笔者基于这些异名的语音对它们进行分组，并在回顾、抉择前人有关每组异名的观点后，结合对藏缅语“虎”的考察，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上古时期汉语“虎”的两组异名
在东周至东汉的文献中，可见“虎”的数种异名。以下依所出时间次序罗列之。
战国《左传·宣公四年》：
初，若敖娶于云阝，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於菟。
（编者按：楚国的三世之乱，都是因若敖氏而起的。故百科有“若敖氏之乱”这一词条。楚相孙叔敖的家族蔿氏为若敖氏的对头，若敖氏衰弱后蔿氏兴起。）
西汉扬雄《方言》第八：
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䖘。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
东汉班氏于《汉书·叙传》述其所出：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檡，故名於檡，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
又，赵宋李昉《太平御览·兽部》引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
风俗通曰，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
以上所见汉语“虎”的异名，据其语音可分为两组(见表1)：一是“李父”“李耳”，两个异名的头一个音节相同，差异在于第二个音节；二是“於菟／於䖘”“於檡”“伯都”，三个异名的第二个音节音近，且前两个异名的头一个音节相同。
本表采用了郑张尚芳的古汉语拟音
二、对以上异名出自汉语主张的回应
据所见汉语古籍文献，学者们对“虎”的异名已有了相当研究。他们的观点差异较大，但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些异名出自汉语；一类则认为它们出自其他汉藏语。
第一类主张可见者有四，其中的问题都较易指出，本节将对它们进行讨论、回应。
1．王群生指出，曾为楚地的湖北监利、湖南华容一带，其方言会将“透”“定”两母读作类似“晓”母的清喉擦音[h]，并依此认为：“於菟”的“菟”字为楚人所用，其声母原也为[h]，即“菟”字为“晓”母“虎”字的异写。王群生指出的语音现象很有意义，但以今天的方言解释上古时的楚语未免不合适，且“於菟”出自《左传》，是书并非楚人的作品。
2．陈广忠主张，“'於菟’是'虎’的上古反切读音，'李耳’是'狸’的反切读音，'狸’指小老虎”，“伯都”的反切音则与“虎”的上古音接近。陈广忠的观点较为特别，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其一，反切起于东汉时佛教的传入，无意识地运用二合音并非反切；其二，“於菟”是人名，很难想象有人会在起名时玩这种文字游戏；其三，无法解释何谓“李父”。
3．周及徐认为，“'(於)菟’'虎’'兔’'逸’'失’'矢’等词为同一词族，意义为'迅速地奔跑’'飞奔’”。周及徐寻找词族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这样一个词族，其语音未免过于多种多样，且其所指在语义方面缺乏很强的联系。
4．传世文献里的“於菟”“於檡”在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中被写作“O余”。仅因“O”以“虍”为部首、传世文献中的“菟”又被写作“余”，魏慈德便认为：很容易把“O余”联想成“虎余”，即“虎乳养我”之义，而造就了“子文幼时曾由虎乳”的传说。魏慈德的观点很有想象力，但还需坚实的证据、论证，且得解释为何子文之后班氏也认为祖先曾见养于虎。
第二类主张，即认为“虎”的这些异名出自藏缅语。笔者会在下文将其与相应异名一并讨论。但在此以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藏缅语中的“虎”即汉语“虎”在藏缅语中的同源词进行考察，为回应第二类主张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前期准备。
三、汉藏语中的“虎”
汉语“虎”在多种藏缅语里都有同源且同义的词，如缅彝语支的缅文kja3、拉祜语[la53]，即马提索夫(Matisoff)等为原始藏缅语中一个意为“虎”的词根给出的拟音＊k－la。马提索夫与白保罗(Benedict)都认为，汉藏语中意为“虎”的这组同源词，其源头或是南亚语。黄树先指出，“'虎’字早见于甲骨文，是许多字的声符义符，所以借词说是不可凭信的”。
笔者认为，“虎”EOC．[＊qhla:?]是汉语固有词。
与汉语、缅彝语“虎”的声母不同，藏语支语言“虎”的声母多为舌尖塞音，如藏文“虎”stag、原始TGTM语[＊Ata:]、Tamang语(Sahu)[1ta:]、错那门巴语[ta?53]。藏语支的这组词也来自原始藏缅语＊k－la，且与汉语“虎”同源。
以藏文stag为例，就声母而言，藏文的上加字s并不属于词干，而是来自一个表动物的前缀；原始藏缅语的声母＊l与舌尖塞音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可见互换，例如：
(1)“箭”＊b／m－la(＞缅文mra3)＞＜＊m－da(＞藏文mda’)
(2)“好”＊l(y)ak(＞藏文legspa)＞＜＊m－d(y)ak[13]50－52(＞拉祜语[da21])
“虎”EOC．[＊qhla:?]的声母是带垫音[＊－l]的复声母，而汉语此类声母能与藏文声母中舌尖塞音的基辅音对应，如“熊”EOC．[＊Gwl山m]、“射”EOC．[＊6la:gs]即分别有藏文同源词“熊”dom、“箭”mda’。就“虎”的韵母来说，藏文、原始藏缅语、汉语三者的元音极相似；而汉语的上声韵尾[＊－?]多能对应藏文韵尾－g，如“武”EOC．[＊ma?]、“女”EOC．[＊na?]即分别有藏文同源词“军”dmag、“女”nyagmo。
土家语北部方言“虎”[li35]应也来自原始藏缅语＊k－la，可见其韵母经元音高化变成极高又极靠前的[i]。这种现象在藏缅语中并不多见，但确实发生在土家语的部分语词中。例如：
(3)“兔”，土家语北部方言[mau12tho55li55]，拉祜语[tho54la31]
(4)“吐”，土家语北部方言[phi35][16]512＜原始藏缅语＊m－pat[13]606＞，拉祜语[phe21]
以下两节中，我们会对两组异名分别进行研究，先列举、抉择前人的观点，再将这些异名与相应藏缅语中的“虎”进行比较，考察其共同创新(sharedinnovation)，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讨论时会将上古汉语直接同藏文、缅文等进行比较。郑张尚芳指出，这种比较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各亲属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汉语的发展要快一些。以藏文为例，反映7世纪藏语语音的藏文，其“声、韵母中有大量复辅音成分”，且“尤其是与古汉语鱼部字对当的”词“都还是a元音，这些方面都是相当于上古汉语阶段的语音表现”，而那个时代的汉语则已经历过了“推链高化式的元音大转移”。
四、来自藏语支的第一组异名
张永言随顺了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Laufer)的说法，认为“'菟’(d'âg／daY／d'a)可与藏文stag(虎)和藏语族内瓦里语(Newārī)的d'u证合”。金理新虽然主张“楚语'於菟’实际来自上古汉语的'虎’＊6－tha－6＜＊＊6－tha－g”，但认为“达让登语bo55－da55可以解释(其中词根da为老虎)'伯都’”。施向东则为汉藏语中的“虎”一词拟了＊＊bhlag＞＜＊＊bstag＞＜＊＊brtag三种形式，并认为“汉语虎＊hlag／於菟＊’ag－dag”来自第一种形式，藏文stag来自第二种形式，“僜语bo－da／伯都＊prak－tag”来自第三种形式。对以上主张，笔者认为：藏文stag与这一组词颇有关系，但内瓦里语d'u的韵母太弇；分布于尼泊尔的内瓦里语、分布于西藏察隅的达让登语在地理上与楚地相去太远；施向东给出的一组拟音虽然精巧，但未免太过复杂。
关于“於菟／於虎兔”“於檡”中的“於”，张永言认为“於”是一个前缀。黄树先也曾持此观点，但后来主张“於”字是一个属于词干的塞音成分。笔者同意黄树先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於”字反映了属于词干的冠音，正对应原始藏缅语＊k－la的＊k－。在这三个词中，冠音被写出来了，正如上古文献中有时会将冠音[p－]记作＊“不”。
“於菟”“於䖘”同音，但二者都是外人对楚人语词的记音。班氏出自楚公族，正是子文之后，故“於檡”应更准确。对比“虎”EOC．[＊qhla:?]、“於檡”LOC．[＊?a:dra:g]、藏文“虎”stag，就声母而言，“於檡”词干的基辅音即“檡”字的基辅音为＊d，尽管它也可能是来自“虎”字带垫音[＊-l]的复声母发生的塞化；却更与藏语支语言的声母如藏文“虎”的基辅音t相合，且汉语“虎”以[＊qh]为声母基辅音，与“於檡”不合。就韵母来说，上声辅音韵尾[＊－?]、入声辅音韵尾[＊－g]二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往往是前者来自后者，则“檡”不大可能来自“虎”；“檡”的入声韵尾[＊－g]正与藏文“虎”的韵尾－g相合。则“於檡”这类说法应来自某种藏语支语言的“虎”，而这一观点还有三种旁证。
一是虽然楚语是汉语方言，但除了“於檡”，楚地还有好些别的语词来自藏语支语言。虎身有斑，故“楚人谓虎班”，子文之后更以“班”为氏。据《爨龙颜碑》可知，东汉时，班氏又有入居南中者，改以“爨”为氏。“爨”LOC．[＊tshuanh]＞EMC．[＊tshuanh]应与藏语支TGTM语组中另一个意为的“虎”的词相对应，如原始TGTM语[＊Atsjan]、Tamang语(Taglung)[tsjan]、Thakali语(Syang)[tsjen]。而《方言》一书中的例子更多。
《方言》第一：“晠”，“齐楚之间或谓之华”；“食”，“楚曰饣乍”。
(5)“华”LOC．[＊Gwræ:](＜EOC．[＊gwra:])，藏文“发光的”bkraba、“光辉”bkrag
(6)“饣乍”LOC．[＊dza:g](＜EOC．[＊za:g])，藏文“吃”zaba(：通语“咀”LOC．[＊dza?]＜EOC．[＊za?])
《方言》第二：“怒”，楚“小怒曰齿禾”；“翳”，“楚曰寿羽”。
(7)“齿禾”LOC．[＊Gua:j](＜EOC．[＊go:l])，藏文“发怒”khroba
(8)“寿羽”LOC．[＊du:h](＜EOC．[＊du:s])，藏文“盖、伞盖”gdugs
《方言》第三：“快”，“江淮陈楚之间曰逞”；“聚”，楚“或谓之翕”。
(9)“逞”LOC．[＊theŋ?](＜EOC．[＊lheŋ?])，藏文“快乐”'tshengba
(10)“翕”LOC．[＊hrub](＜EOC．[＊qhrub])，藏文“聚集”rubpa
《方言》第六：“离”，“楚谓之越”；“特”，“物无耦曰特”，“楚曰亻荣”。
(11)“越”LOC．[＊6w山ad](＜EOC．[＊Gwad])，藏文“分开、离开”'gyedpa
(12)“亻荣”LOC．[＊6we功](＜EOC．[＊Gwreŋ])，藏文“单独”hrengpo、hrenghreng(通语“茕”LOC．[＊gweŋ]＜EOC．[＊gweŋ])
以上部分语词或其同源词并非仅用于楚地，但扬雄既然认为这些词是楚地的方言，那么它们或是来自楚地，或是更常见于楚地，总有一定的道理。且例(7)(9)(11)并不见于通语，而从例(12)可见，仅通语“茕”的声母没有垫音。
二是楚人芈(嬭)姓出自鬼方氏。《大戴礼记·帝系》载：“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阝贵，氏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鬼方与氐、羌关系密切，《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云：“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而郑张尚芳发现“古代所记羌戎语词，好些仍跟藏文相同”，如《广韵》：“䈺，箧。䈺，戎人呼之”，“䈺”EMC．[tciuŋ]：藏文“背篮”drong mo的词干。聂鸿音也举例并指出，“后汉至北朝的西羌语接近于藏语”。
三是楚人因与西方氐、羌关系密切，其方言中便含有较多来自藏语支的成分，此种现象在上古时期的方言中并不罕见。齐人姜姓，也与西羌有甚深渊源。俞敏便曾以好些语词作为证据指出，齐地“独有的方言”存在大量与藏语相关的成分。又，关西地方曾是齐人返葬之地（编者按：返葬关西或为误传，当是迁都临淄后返葬营丘）、周人起家之地。吴安其通过考察《方言》指出，当地的方言词不仅大量进入通语，且“与其他方言不同的一些关西方言词可能来自藏缅语”，而他所举例子中的藏缅语便多是藏语，如，“哀”，“悼”LOC．[＊de:uh](＜EOC．[＊de:wGs])：藏文sdugpo；“暴”，“晒”LOC．[＊sre:jh](＜EOC．[＊sre:ls])：藏文sroba；“火”，“焣”LOC．[＊tsho?](＜EOC．[＊shlo?])：藏文’tshodpa。
“都”与“菟／䖘”“檡”音近，“伯都”应与“於檡”等说法有共同的来源，“伯”则是进入汉语后加上的。《说文·人部》曰：“伯，长也。”“伯都”犹言“虎哥”，是把虎拟人化了。正如《说文·虎部》将“虎”称作“山兽之君”。又据班氏、应劭所说，“虎”可称“班”，赵宋洪迈《夷坚志·鹳坑虎》中便记载，有人称“虎”为“班哥”。
五、来自土家语的第二组异名
关于“李父”“李耳”两个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两种：潘光旦主张，土家语北部方言“公老虎”(li－pa)、“母老虎”(li－ni－ka)就对应“李父”“李耳”，王静如、张永言也持相同的观点；金理新则认为，“吕苏语la33－pha33可以解释李父，载瓦语lo21－mo53可以解释李耳”。
笔者认为，金理新在吕苏语、载瓦语中找到的词确实与“李父”“李耳”有同源关系，但其词干的元音太侈，很难被视作“李父”“李耳”的来源，其他学者有关“李父”“李耳”的说法则不错。在土家语北部方言中，“虎”为[li35]，表雄性、雌性的词缀分别为[pa41][ni21ka21]，“雄虎”“雌虎”分别为[li35pa41][li35ni21ka21]。在语音方面，“李父”“李耳”这两个异名，其头一个音节“李”LOC．[＊rw?]的元音很高，可与土家语北部方言的[li35]对应；其第二个音节“父”LOC．[＊pwa？]、“耳”LOC．[＊njw?]则可分别对应土家语北部方言的[pa41][ni21ka21]。在语义方面，原先在土家语中分别义为“雄虎”“雌虎”的“李父”“李耳”，在《方言》中被视作存在地域分布差异。这种看法可能是由于土家语“雄虎”“雌虎”被分别借入不同地区的汉语，也可能来自扬雄的误解。总之，“李父”“李耳”应来自土家语。
严学宭曾指出：“壮侗或苗瑶语，主要是壮侗语构成了楚语的底层(substation)。”但现在看来，藏缅语应也是楚语的底层之一。正如何天贞所说，“李父”“李耳”这两个来自土家语的词是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中词汇输入汉语的明证。
我们说“李父”“李耳”来自“土家语”，并不是认为它们来自今天的土家语，只是因为目前土家语在汉藏语系中的具体系属还无定论，所以方便地将“李父”“李耳”所出自的语言称作“土家语”。
六、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同为“虎”的异名，“於菟／於䖘”“於檡”“伯都”来自藏语支语言，“李父”“李耳”来自土家语，而包括“虎”在内的这些能指都是汉藏语中的同源词。后一组异名来自作为楚语底层的土家语，前一组异名则展示了南下的楚人带来的藏语支成分。
此外又有两个结论：一是就本文所见情况来看，在上古时期，汉藏语的分布应与如今的差异很大。其一，目前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一带的藏语支语言当时在东方的分布范围相当广大，在关西、楚地、山东、中原都留下了相当的痕迹；其二，既然出自土家语的“李父”“李耳”的使用范围西至南郡中庐，南至南楚，东至江淮，北至陈魏宋楚，则土家语也曾分布得非常广泛；其三，在以上各地，汉语虽然是社会上最通用的语言，但既然与其他汉藏语杂处，便很难不受它们的影响。
二是应积极将汉语置于汉藏语系中进行研究。对汉语中的借词来说，如此一方面能考察其所出，另一方面能厘清其语义。对汉语的固有语词来说，如此则一方面能考察汉语语音的发展，另一方面能考察汉语语词语义的变迁。如《方言》第一：“杀”，“楚谓之贪”。
(13)楚语“贪”LOC．[＊thu:m](＜EOC．[＊khl’u:m''])，通语“戡”LOC．[khu:m](＜EOC．[khlu:m])，藏文“杀”gumpa可见楚语“贪”、通语“戡”二者的差异即在于其带垫音[＊－l]的复声母是否塞化成舌尖音，而藏文“杀”并无这一垫音。《庄子·天运》将“取草者”称为“苏者”，《方言》第三：“草”，“江淮南楚之间曰苏”。
(14)楚语“苏”LOC．[＊sa:](＜EOC．[＊sŋa:])，通语“蔬”LOC．[＊srma](＜EOC．[＊sŋra])，藏文“草”sngo
(15)通语“疏”EOC．[sŋra]：藏文“割草”rn－gaba
可见与通语“蔬”“疏”的声母相比，楚语“苏”、藏文“草”的声母都无垫音。又，《说文·草部》：“苏，桂荏也。”
(16)通语“苏”EOC．[＊sŋa:]，藏文“紫苏”snyalo
可见，汉语、藏语“苏”二者的语义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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