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确立的中医学模式为环境—形神医学模式。认为人不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一员，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人体，而且考虑到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并认识到生物机体异常，只不过是疾病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充其量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黄帝内经》通篇都渗透了这种思想，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防病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环境—形神医学模式指导下的治疗学，即自然疗法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之非药物疗法种类繁多。
《黄帝内经》的自然疗法思想，概括地说，凡是使人类生存的一切条件，又都含使人类致病的因素。
根据它们之间的五行生克规律，以使致病之因，而为治病之法。如饮食疗法、水疗法、方向疗法、日光疗法、空气疗法等。又据藏象学说和人体普遍存在的生物全息现象，或以手法，或以人工器械，或用特殊疗法，治其外、治其局部，以达到治内之目的。如按摩、推拿、针灸、拔罐、气功等。神是人体的主宰，一切生命活动都是神进行调控的，特别是人的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所以《黄帝内经》治神为疗病之首法，如以情胜情法、音乐疗法、声音疗法、文娱疗法等。
无论有形之疾，抑或无形之患，神安则真气不散，其病易疗、其体易健。人体内的物质互相转化，称为阴阳互根，所谓人体自疗就是这个道理，如吞津法、动形疗法及导引之类。
总之，《黄帝内经》自然疗法思想博大精深，其中非药物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为非药疗病法奠定了基础，以下就《黄帝内经》自然疗法思想进行探讨。
01
天人相应，人归自然。
因时因地，无伐天和，借自然生养之力以疗天降之疾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之气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不同的气候表现，其与四时阴阳变化息息相关，正常时称为六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人又与自然相应，这在《灵枢·岁露论》中有论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素问·八正神明论》则叙述了月之盈亏与气血虚实的关系。如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气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形神统一的人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必须通过形体、官窍不断地同外界物质进行联系与交换，吐故纳新，以保证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因而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天地运行正常，则人体健康或不易致病，而人类要想健康长寿，则必须“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素问·上古天真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气之序。”虽然自然赋予了人生，但自然界六气变化太过与不及，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则与人类非但无益，却能给人类带来灾害，所以《素问·六节脏象论》又有“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变至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的论断。
《黄帝内经》中有关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甚详，正是由于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环境在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的变化就必然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黄帝内经》据此观点，按照自然界的五行生克规律，创立了自然疗法，因时因地，借自然生养之力以疗天降之疾。如高山疗法就是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理论基础发展的。
又如方向疗法，则是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五方通于五脏的理论逐渐形成的，其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
《素问·上古天真论》“呼吸精气”之说则发展为后世的气功疗法。又如《素问·四时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论，则是借天时之盛以疗人体之虚，同时亦为适时使用不同的自然物质疗病提出了理论依据。诸如此类，《黄帝内经》中丰富的自然疗病内容，为后世自然疗法的独树一帜开了先河。
02
心君昌明，神治志安。
医心治神，顺其志意，以脏腑生克之理而消内起之病
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固然可以影响机体，但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又能够适应抵御外界的干扰。《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灵枢·本脏》亦谓：“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侮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我们所说的机体内环境，是指以心为主的五脏所藏之神的正常活动，而《黄帝内经》所言神的主要含义当是人的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其以气、血、精、津液为基础和动力。而人体的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则是以神为调控的气、血、津液、精进行升降出入的活动场所。
所以心安五神协调，则五志承治，内环境稳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五志过极，伤了五脏，则神不安，失于调控，发而为病。是谓机体固有的生命活动，不能承治，而反伤人生。《黄帝内经》论述情志精神用之太过或不及致病十分精辟，略举一二。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灵枢·本神》曰“心怵惕思虑则伤神，……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肺喜乐无极则伤魄……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灵枢·口问》又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总之，神病发于内，暗耗精血，塞滞气血，复又易招外邪，《黄帝内经》既然把神作为调控生命活动、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主宰，因而将治神列为首法。因为“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其基本原则是根据五行生克规律确定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也是后世“医心”之法，《林鉴堂养心诗》云：“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还当把念医；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哪有病来时”。此又谓之“心药”，病者所自具，医者不过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以使成为医病之药。
《黄帝内经》治神法的范围甚广，以情胜情法、祝由、文娱疗法、音乐疗法等皆在其内，而近世之心理学仅就以情胜情、暗示诱导、语言劝说、顺情从欲、导引行气、以疑释疑等方法为主，未免失之狭窄。而音乐疗法等也是通过神的变化发挥疗病作用，虽然音乐医学崛起，但仍不出此范畴。
上面已谈到治神法的基本原则，《黄帝内经》情志疗法也就是此原则的具体应用。祝由则是医者根据“其病之所从生”，（《灵枢·賊风》）向患者祝说疾病的由来，“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灵枢·师传》）此法在《黄帝内经》是作为情志疗法运用的。音乐疗法和声疗法是根据《黄帝内经》五音通五脏确定的疗法，《灵枢·邪客》云：“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又谓肝角呼、心徵笑、脾宫歌、肺商哭、肾羽呻。如肝胆病偏虚者，音乐疗法用“角”音；肝气旺而易怒呼者，宜用“商”音；诸如此类，可以旁推。
03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谨和五味，寒温中适，寓治病之道日常饮食之中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是化生气血精神、产生生命活动能力的源泉，所以人必须每天不断地从外界摄取饮食以滋养，否则“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灵枢·五味》）故得谷者昌，失谷者亡。
关于饮食，《黄帝内经》认为有酸、苦、甘、辛、咸五味，而“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素问·至真要大论》）“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灵枢·九针论》）否则“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以提出了“谨和五味”“食饮有节”“寒温中适”的饮食摄入原则，只有五味调和，饮食有节，才能避免生我者害我，五味得为五内贼的局面出现，从而使谷肉果菜，益体助正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灵枢·师传》则云：“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若饮食不节，如饥饱不均，偏嗜偏食，寒热不调，饮食不洁等，反而害体戕生。《素问·生气通天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高粱之变，足生大丁”，“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涩而变色”，（《素问·五脏生成篇》）“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五色》则谓：“其随而下至胝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
由于饮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制而用之有法，则有益于人，所谓生我养我者食也。饮食不节，则生我者害我，而为五内贼。《黄帝内经》正是根据“五味各归所喜”和“病随五味所宜”的道理，确定了饮食疗病的方法。《素问·脏气法时论》认为“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冷，宜甘宜淡”。（《素问·刺法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灵枢·师传》亦强调“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
《素问·脏气法时论》与《灵枢·五味》又详论了谷肉果菜的性味及五脏所宜之味，如《灵枢》认为“五谷：粳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粟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
《素问》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粟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而《灵枢》又有脾病宜甘，心病宜苦，肾病宜咸，肝病宜酸，肺病宜辛说。试以肝为例，“酸入肝”，故肝病宜食酸，选食麻、犬肉、李、韭一类食物逆其性而为泻；肝性疏泄，食辛味之黄黍、鸡肉、桃、葱，顺其性而为补；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烈，易生暴急之病，宜食甘味之粳米、牛肉、枣葵以缓之。
《黄帝内经》饮食疗病思想及理论，对后世食疗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历代有许多食疗大家的涌现和食疗专著的诞生。名医孙思邈氏曾有“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的议论，可谓真得《黄帝内经》宏旨。
04
脏藏于内，形象于外。
司外揣内，暗蕴全息，治其外即所以治其内
《黄帝内经》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构成人体的各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且暗蕴全息。既重视形体的研究，更详于功能的阐述。
通览《黄帝内经》全篇，藏象学说的基本观点就在于，人以五脏六腑为中心，通过经络联系肢节、筋骨、皮肉、官窍等而成为一个整体。人体的功能活动以神进行调控，以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和动力，而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则是以神为调控的气血、精、津液进行升降出入的场所。并就每一脏腑、物质的功能规定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在生命活动进行中如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转运，精微物质的敷布、营养、代谢，人体的呼吸、泌尿、生殖、神志等功能活动进行了推导和发挥，对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规律等机理进行阐述。同时认为以神为主宰的气、血、精、津液等的运动变化，不但表露于外，而且与外界进行交换，吐故纳新。
《黄帝内经》藏象学说的基本观点，千百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毫无例外，非药疗病法也必然受到其理论的指导。因为内脏的病变既然能反映到体外，所以司外则可揣内，这是说诊断。反过来，既然脏腑通过经络将形体官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使用手法、器械等治其外在的器官，则必然也能通过经络传到脏腑，消除内脏病变。
另外经络属于脏腑，是信息和物质的通路，既有行于外者，又有走于内者，通过治其浅者同样能够除病痛。再有人体内普遍存在的生物全息现象，所以治其局部则可以疗全身之患。如推拿、按摩。针灸等则主要取自经络学说。针刺中的耳针则采用了生物全息理论。《黄帝内经》中使用针灸、按摩等治疗的疾病，远远超出了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范围。
总之，《黄帝内经》的自然疗法思想，在其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内涵深刻，自非数千字可以阐明，而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通篇论治疾病的疗法中得到了佐证，其治病以针灸为主，佐以砭、熨、浴、导引、按摩之术及治神、祝由之法，而于药石疗疾，仅制十三方。
中医早已有“不药为中医”之说，现在人们已认识的药源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性，自然疗法既可防病治病，又不致引起药源性疾病的发生，但这也丝毫不否定药物的作用。因为《黄帝内经》中已经反复论述了疾病有自然痊愈之趋势，而医者不过促进其自愈。
扁鹊有言：“自生者我起之”《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即此之谓。故医者应守不药自愈主义，出于无奈，乃用针灸、按摩、饮食等法，以助人体抗病祛邪，焉可浪投药石。随着科学之发展，自然疗法思想将发扬光大，中医自然疗法将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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