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兵策儒剑（刘光保）先生披露，当年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两位专家王沥和金锋对殷墟黑河路商墓两具人骨进行基因测试，结果发现接近“西亚人骨”。此前早有资料披露，殷墟出土的骨骸有亚美尼亚人、爱斯基摩人和黑人。
在我看来，令人惊奇的不是基本事实的展示，而是面对基本事实的各类反应。一种奇葩反应是，强行指认这些“异族”是殉葬的俘虏或奴隶，不是殷商王族。
这种反应的一个奇葩之处在于，默认了西亚人、亚美尼亚人、爱斯基摩人和黑人可以不远万里地来到黄河流域，居然没有再拿喜马拉雅山挡在这些“异族”东进的道路上。
我没有兴趣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疙瘩上跟人纠缠，我已经论证了——华夏文明上古帝王虞舜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阿卡德帝国的开国君主萨尔贡（Sargon），虞舜是商周的始祖，因此商周王族必然是阿卡德人——如果殷墟挖出来的王族人骨经检测不是阿卡德人，那才奇了个怪呢！
西方学界关于萨尔贡一世统治的简介。
实际上，关于殷墟王族到底是什么人种，考古学界讳莫如深。不是考古学界的高层人士不知道情况，而是根据他们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认知体系，对于殷墟王族的人种事实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用唐际根教授的话来表达，就是“不大相信”商族人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
这种认知障碍和情感障碍就突出表现在对殷墟亚长墓墓主人种的判断上。
殷墟亚长墓，就是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M54号大墓，考古发掘报告根据骨骼特征指认墓主“明显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人种”。不过，报告又称，“这个观察结论尚待科学的论证”。
后来确实对亚长墓主做过更多的“科学论证”，包括提取牙釉质进行氧同位素检测，发现亚长不是安阳本地人。可是，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纪录片解说词绕来绕去，就是不说亚长的人种问题。我们可以追问——专家们到底对亚长做过基因检测没有？
做也好，不做也罢，我十个脚趾头都知道——亚长就是西亚人，不是阿卡德人，就是亚美尼亚人。
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纪录片解说词确实提到，亚族人是从大西北那边移民来的，但并没有说是哪个年代移的民——熟悉我头条的读者朋友用脚趾头都能知道，亚族就是公元前1599年那会儿跟随伐桀灭夏的商汤大军从两河流域移民而来。
亚长墓出土了很多贵重器物，其中有一件大宝贝，青铜牛尊。
熟悉本头条的读者朋友不难看出，青铜牛尊的纹饰充分表明，这是且仅是夏天子的传国祭祀重器，是伐桀灭夏的商汤大军从夏都哈拉帕（安邑）劫掠而来。
熟悉本头条的读者朋友也可以追问——亚长墓出土青铜牛尊，有没有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当然有嘛，殷墟出土青铜器大多数都含有这种异常铅。
这种异常铅，矿源在遥远的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
考古发掘报告也明确指出，殷墟青铜器所含的锡肯定不产自安阳本地，铜矿来源也不清楚——实际上殷墟青铜器所含的锡、铜和异常铅，矿料来源都是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殷墟青铜器就是商汤伐桀大军从夏都哈拉帕劫掠而来。
本头条系列文章对这些问题已经反复做过深入辨析，敬请广大读者朋友自行参看。本文要谈的是，青铜牛尊的“牛”是什么牛，来源于哪里。
青铜牛尊的“牛”，是一个问题吗？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一眼就能认出，青铜牛尊的“牛”是水牛。可是，水牛起源于哪里呢？大多数读者就未必知道了。
根据基因专家们的追踪溯源，水牛分为两种，一种是河流型水牛（River buffalo），一种是沼泽型水牛(Swamp buffalo)。河流型水牛起源于印度西北部，沼泽型水牛起源于东南亚。
中国专家也深入研究过河流型水牛和沼泽型水牛。
中国的水牛主要是沼泽型水牛。很显然，亚长墓青铜牛尊的牛，就是沼泽型水牛。
请问——公元前1400年前后才突然出现在中原的殷商，既没有锡，也没有铜，还没有异常铅，怎么就能用锡铅铜合金铸造出原产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造型的青铜牛尊呢？
不用我的华夏文明考证体系，这个问题就是“天问”，谁也无法正确回答。
利用我的华夏文明考证体系，这个问题用脚趾头也能轻而易举地准确回答。
跟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一号坑出现了牛骨。我们同样要追问——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牛骨来自何方？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坑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其中就有猪、羊、山羊、牛、水牛的肢骨和头骨。
随便说一下——陈慕谭、柱下史、石湖鱼等人公然造谣称，三星堆一号坑的烧骨碎渣都烧称渣了，骨渣碎片都小于1厘米了，所以不能做碳14测年了——发掘报告呈现的事实却尖锐地戳穿了这些谎言。
考古发掘报告字斟句酌，有趣得很——羊，山羊，牛，水牛——
山羊之外是什么羊呢？如果是绵羊，为何不写绵羊呢？因此不是绵羊，而是大角盘羊，原产中亚的大角盘羊，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屡屡出现大角盘羊的造型。但是报告撰写者很聪明，不能秉笔直书“大角盘羊”，盘羊大角会将“古蜀国”的神话顶得稀巴烂。
水牛之外是什么牛呢？如果是黄牛，为何不写黄牛呢？因此不是黄牛，而是瘤牛，原产印度的瘤牛。在云南就发现了原产印度的瘤牛造型铜器。报告撰写者很聪明，不能秉笔直书“瘤牛”，瘤牛的尖长角会将“古蜀国”的神话戳得稀巴烂。
云南出土瘤牛造型铜器。
现在的问题是，一号坑出现的水牛骨渣，到底属于何种水牛呢？是沼泽型水牛，还是河流型水牛？不清楚，但无论哪种水牛，显然都不是在目前中国境内出品的——因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含有异常铅，这些青铜器都是在境外铸造，从境外带过来的。
按照我的考古体系，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
不按我的考古体系，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千古死谜？
最后一个有趣的小问题是，湖南衡阳也出土过国宝级文物青铜牛尊。这也是一头沼泽型水牛造型的青铜重器，花纹造型跟殷墟、三星堆乃至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毫无二致，就是一模一样。请问——
湖南衡阳的青铜牛尊是否含有异常铅？
湖南衡阳的青铜牛尊是哪里来的？
湖南衡阳的青铜牛尊跟三星堆乃至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青铜文明遗址的青铜重器是什么关系？
脚趾头先森的司机告诉我——
熟悉本头条的广大读者朋友，对上述问题，各自亮出脚趾头就能秒杀中外考古学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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