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展的模式是速度型的，或者说我们的‘体质’是速度型的。速度型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第一位的、压到一切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模式曾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大的环境和背景的变迁，其负面作用亦日益显现。
存在五大负面作用
李义平指出，首当其冲的负面作用，即经济增长快，但层次不高，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其次，抛开腐败和偷工减料不论，片面追求速度，压缩工期，工程质量难以保障，京沪高速开通后事故频发，胶州湾大桥虽然已经献礼、剪彩，但实际上并未完工；第三，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7·23”动车相撞就是典型案例；第四，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适当调低增长速度，以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各地依然高歌猛进，诸多省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与调整结构的要求极不协调；第五，经济增长的列车由于速度太快，出现了幅度较大的失衡，例如过度依靠外需，外需和内需严重失衡。
“例如，虽然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顺差，拥有诸多的外汇储备，但经济发展受制于人，非常被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CPI上涨中主要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严重失衡，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经济发展与公共事业，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李义平告诉记者，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许多对人民群众生活是负面的东西在经济增长里却成了正面的东西。”
尽管适当地减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的共识，但李义平明确地指出，实践中似乎又慢不下来，“原因在我们体制的‘体质’是速度型的。”
速度型的成因
“中国经济体制的‘体质’为什么是速度型的呢？”李义平指出，首要原因在于认为我们的体制在追求速度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并且把追求速度当做始终不渝的使命。
追求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特定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李义平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我们需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事实上，由于产业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发展初期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承载能力强，加上国际产业转移和改革开放，确实在一个时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尽管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然而一旦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尝到了经济增长的甜头，人们就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情有独钟，进而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自己模式的优越性并因此感到自豪。”
其次，李义平认为，我们现有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改革形成的，依然遗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特点，纵向从属关系还在起作用。纵向从属关系的特点是更多的关注上级的意图，而不是市场的取向。存在着取悦于上级，在贯彻上级意图中不断放大，以及把经济活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这样演化出来的”。
在纵向从属的体制中，横向中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对手关系或竞赛关系。目前来看竞赛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GDP，二是城市化。
“如果GDP可以用秤称，我们千万美元的GDP一定比发达国家的GDP重，因为GDP的内容不一样，发达国家的GDP里包括科技产品、文化产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李义平所指的第二个竞赛的指标是所谓城市化，他认为这是一个误人不浅的指标。
“真正的城市化是遵守经济规律，循序渐进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有产业支持，有消费能力。”李义平说，在当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城市化的口号喊得并不那么响。而在欠发达地区通常热衷于祭祀活动和人为制造节日，城市化也是其相当响亮的口号。这些地方通常认为，把农民不叫农民，让农民住楼房就是城市化。当农民住进了楼房，就不能养猪养鸡，就不能在房前屋后种菜，剪断了基本的产业链。而让农民进城，又不能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大量的土地流失、劳动力流失、致使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这样的城市化伴随着强制性拆迁，有的酿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城市化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而且是一种权力极大几乎缺少监督的政府。“在拆了建、建了拆的过程中可以增加GDP”。
“约束软化”导致GDP竞赛
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认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是一个达官贵人，是一个总经理或者部长，就会改变他的经济人的本性。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是在私人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机关发工资，他还是他，他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据此，李义平指出，地方政府所以具有如此的竞赛，原因既有社会有意无意的考核指标，也有地方政府的“约束软化”。
“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盲目扩张，原因在于约束软化，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父爱主义的保护。地方政府扩张式的竞赛，依然在于‘约束软化’，因为地方政府不存在破产问题。地方政府可以从竞赛胜利中获得诸多利益，特别是职务升迁，但却没有资格负扩张失败的责任，最多是不再当官。”李义平强调，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也在竞赛，但他们必须审时度势，遵循市场规律的竞赛，他们不能盲目扩张，盲目扩张的损失是自己的损失。我们是不该竞赛时在竞赛，而该竞赛的企业却受到了诸多限制。
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速度比追求质量要容易的多。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不追求质量效益就难以为继的程度。李义平指出，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使这一转化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央不要频繁地宏观调控，更不要用微观控制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我们目前相对‘分散’的‘零碎’的市场体制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有机的体制，让政府服务，让政府裁判、让企业竞赛。地方政府再也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再也不要用GDP考核地方政府。”李义平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进行这样的考核，地方政府甚至不管经济，不是也很好吗？
“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规划，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人民群众看守好公共资源，维护公平正义，具体的经济活动都应当是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细胞。管政府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积极的，管政府不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消极的，管的越多效用越差。此外，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选择上，应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谁赋予其以职位，谁的意向和利益才会得到重视。”
李义平指出，市场经济下要让企业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经营，要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盲目扩张，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模式才可能十分推崇质量和效益。（记者 傅春荣）
（中华工商时报 傅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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